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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静源《殷代金文中的庙制问题》=

发表时间:2016-10-13 14:31:49 点击:961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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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室有东西厢曰庙”的角度来说,在殷墟甲骨史料中常有“室”字出现。如:“祖丁室。”《甲》491。“祖戊室。”《京津》4345。“大尹室。”《林》2·1·3。 
此时的“室”是否有“东西厢”不得而知。考古学家们推测当时的“室”具有“庙”的性质在内。如果在当时“室”是表达了和祭祀的场所(庙)的话,那么宗·示二者则表达了祭祀者和受祭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宗)。二者的统一就是后世宗庙概念的具体由来。如:“才大宗。”《佚》131。“才小宗。”《珠》631。“隹大示。”《金》515。“小示。”《甲》712。大宗和小宗,大示和小示划分的出现,意味着宗法制度上大宗·大示统辖小宗·小示制度的正式形成。如,《琱生簋》铭文中就记录了这一统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中宗”、“上示”、“下示”等术语。而“上示”、“下示”的概念,在殷墟甲骨文中,按照曹定云先生的研究,认为是将直系先公先王按照先后世次分为两大前后祭祀群,世次靠上者为上示,世次靠下者为下示。在金文中有东西两宫的存在,也许可以上溯到殷商庙制当中。朱凤瀚先生在《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宗庙制度》一文中主张:“卜辞有‘祖丁西室’、‘大甲室’,此种冠以祖先日名的室,当属祖丁、大甲宗庙内的建筑。由‘西室’之称,知当时先王宗庙当至少有东西二室。” 
③殷商金文中的寝 
“寝”字在金文中首见于殷墟西北岗出土的《铜盂》铭文中,如下:“寝小室”。其他铜器铭文,如,殷代《姒爵》铭文中的“姒才寝”和《父乙鼎》铭文中的“庚午王命寝庙”等。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如,《麦方尊》铭文中的“王以侯内与寝”。郑玄为《周礼·夏官·隶仆》一节所作的注:“《诗》云:‘寝庙绎绎’,相连貌也。前曰庙,后曰寝。”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这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都有实证存在。到了西周初期,有关周天子的寝的种类问题就有了六寝说和三寝说产生。关于寝庙的位置问题,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曾说:“燕朝在路寝庭”。一般来说,路寝的位置正对着大庙。贾公彦的解释是:“路寝对大庙,生人之尊也”。证据还可以见《左传·昭公十八年》中的下述记录:“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乃简兵大蒐,将为蒐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期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连除,乃毁子而向’。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之者止之曰:‘毁于北方’。”此段记录极其有研究价值!其一是证明了《周礼·宫人》中的“徒八十”记载的真实性。这里出现了“除徒”一词,显然就是作为宫人之一的“徒”。其二是证明了寝和庙的位置是南北对向的。即构成所谓的”前庙后寝”格局。杨鸿勋先生就发现:“二里头夏代宫殿F1的‘朝’‘寝’是在一栋建筑之中的,偃师商城的‘朝’‘寝’已经形成分别的单独建筑,即成为前朝后寝的一个建筑群。”寝和祖庙之间还有一点关系,即:郑玄在为《周礼·庖人》所作的《注》中将“丧纪”一词为“丧事之祭,谓虞袝也”。贾公彦为此作的解说是:“天子九虞,后作足哭祭。虞,卒哭在寝,明日袝于祖庙。” 
④米宫问题 
自1973年开始,在郑州商城东北部发现了二里岗期的夯土基址数十处。这处在考古学上被称为C8G16基址的夯土基址,“柱网排列很密--前后、左右间距在一米多至二米之间。没有太多的使用空间。木柱用料又较大,直径为0.30∽0.40米,这反映支柱上的荷载很大,上面不是一般的房屋顶盖,而是承受重物的楼房。……很像是粮仓--稷,看来C8G16基址架空防潮,很可能也是粮仓之类的遗迹。” 这一推论是极其合理的。它可能就是米宫。“米宫”一词,首见于《米宫彝》铭文中,如下:“米宫彝”。又见于《殷周金文集成》一书11·5779中,铭文为“米宫尊彝”。其具体职能可能是专用来储藏祭祀用的大米。见《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八年》中有“甸粟而内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廪”的记录。这应该是对“米宫”含义的最好说明了。因为在宗庙祭祀活动中,依《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三年》中的记载,“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米宫内的大米肯定是周王室为夫人们准备祭祀活动中的用米。又因为烝祭的“烝”字,金文中从米从豆,这个米就是进行宗庙祭祀活动的用米。因此,米宫,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储存烝祭用米和王室夫人亲舂用米之宫。它和我在本文中对“米宫”铭文的考证分析是一致的,也为米宫的真实存在提供了考古学上的实证。米宫之外,又有麦宫。吴闿生在《吉金文录》一书金二·麦彝铭文有“鬲于麦宫”一语,或为此同类。 
四、殷代的祭祀制度 
①殷代尚无昭穆问题 
庙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昭穆问题。 
见《礼记·王制》一书中的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在金文中,我们时常可以见到“昭”、“穆”二字。如,《井侯钟》铭文中的“昭联福血”,《秦公簋》铭文中的“以昭皇且”,《麓伯簋》铭文中的“其用昭享于朕皇考”,《秦公簋》铭文中的“穆穆帅秉明德”,《大克鼎》铭文中的“穆穆朕文且师华父”,《许子钟》铭文中的“穆穆龢钟”,等等。在西周庙制铭文中出现了“穆庙”、“昭宫(庙)”。如,《大克鼎》铭文中的“王各穆庙”。但是,在金文中有“穆庙”的概念而无“昭庙”的概念,“昭庙”概念的使用一般是以“昭宫”的概念作为替代而出现的。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条原则。如,《颂敦》铭文中的“王才周康昭宫”。当然,有了“昭宫”的概念,相应的也就有“穆宫”的概念。如,《寰般》铭文中的“王才周康穆宫”。因此,“周康昭宫”和“周康穆宫”是一对反映了昭、穆制度的宫庙概念,而“穆庙”和“昭宫”也是一对反映了昭、穆制度的宫庙概念。昭穆制度似乎是周人礼制的核心问题,和殷商王室可能尚无关系。李玄伯先生曾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中说:“昭穆两字至今未见于甲骨文。商人或无分级,或有分级而别用他种名称,不以昭穆为级。”诚如是,则昭穆制度显然是西周庙制的核心要素。 
②殷代尚无毁庙制度 
“毁庙”的定义,可以看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的解说:“毁庙,谓亲国高祖,毁其庙,藏其主于大祖庙中。”毁庙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基于迁庙制度角度上的毁庙行为。另一中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侮辱。其中后者以《左传·恒公十四年》中所记载的毁庙制度为例来说:“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达。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庐门之椽。”宋人伐郑,把郑国祖庙上的大椽撤下来作为宋国城门的大椽,这和把郑国国君的人头挂在宋国城门上示众是一样的。对于毁庙制度问题,杜正胜先生以为“大概是殷人的一贯作风”的说法是不妥当的,由此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当时的一中普遍现象。王贵民先生在《商周庙制新考》一文中得出了”商代直到晚期还没有毁庙之制”的结论。他说:“甲骨文记载,商代后期不断地作宗,即建造宗庙。这时商都宗庙林立,除一些自然神庙外,主要是祖先宗庙,而且都是直系先公先王的。如夔宗、大乙宗、唐宗、大丁宗、大甲宗、大庚宗、大戊宗、中丁宗、祖乙宗、祖辛宗、祖丁宗、小乙宗、四祖丁宗、祖甲旧宗、康祖丁宗、武祖丁宗、武乙宗、文武丁宗、文武帝乙宗等等。还有称近亲名号者:武丁期的父乙宗,康丁期的父已宗、父甲宗,武乙期的父丁宗。此外还有妣、母之宗。高祖以上的先王宗庙一直到晚期依然存在,可见整个商代未立毁庙之制。” 
在甲骨文中,也有把十九位先祖同时祭祀的卜辞存在。见《甲骨文合集》一书32786中的记载:“丁巳卜,侑于十位伊又九”。而这里的十九位先祖并非殷代的先公先王,只是殷商大臣的先祖?可见上自王室,下到大臣都可以同时祭祀列祖列宗,而不计人数多少和辈份高低。因此,在宗庙制度上,毁庙制度的建立是商周庙制的一大区别。而且,毁庙和迁庙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通过对《史墙盘》和《钟》的铭文的对比研究,发现了当时存在毁庙现象的证据:“墙盘铭文中的高祖‘乙公’,在钟铭文中被删去了,此应即《礼记·丧服小记》中所说的‘祖迁于上,宗易于下’。上一辈史墙称‘亚祖祖辛’的,其子则称‘高祖辛公’,史墙称‘文考乙公’的,其子则称‘文祖乙公’,或‘亚祖乙公’,同时又增列上了其父史墙的庙号‘皇考丁公’。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在史墙之子的时代,已毁掉了其父时代称高祖乙公的宗庙,新增设了其父丁公的宗庙,其宗依此上推。”这一分析是极为有见地和准确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在不同的铜器之间进行铭文比较研究的成功范例。其实,唐兰先生在《略论西周微氏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已经对这两件铭文进行了比较研究,只是没有上升到殷周庙制的存在这一意义上来。因为商代还没有出现毁庙制度,所以也不会出现迁庙制度。清代经学家许宗彦为此特别说明:“《周礼》:‘五庙二祧’。五庙者,一祖四亲。服止五,庙亦止五。先王制礼有节,仁者无穷,于亲近之祖,限于礼不得不毁,故五庙外建二祧,使亲近者迁焉,行享尝之礼。由迁而毁,去事有渐,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矣。故五庙,礼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庙之大法也。”在毁庙制度中,还有一项对未毁庙者的祭祀方法。古籍中称之为“大祫”之祭法。见《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中的记载:“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大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在《史墙盘》铭文中,六代祖先同时成为第七代的祭祀对象。构成了一种大合祭的现象。因此,“祫”和“啻”的意义不同。特别是在行祭的年数上。何休有所谓的“三年祫,五年啻”之说。在西周金文的研究中,古文字学界对“祫”字的认定还处于探索阶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仲舒先生就曾主张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就是“祫”字。但是,此字是由上部的“劦”和下部的”口”组成。并且,在金文史料中它总是以“彡日”一起出现的。如,《已酉方彝》:“才九月佳王十祀彡日”。再如,《寝孳方彝》:“彡日佳王廿祀”。从使用的纪年时间词来看,多为殷商晚期铜器。而且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就出现了“彡日”和“肜日”的活动记录。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说:“商人祭祀之名有曰‘彡日’,曰‘肜日’者,《己酉戍命彝》《兄癸卣》《戊辰彝》皆曰‘彡日’,《乙酉父丁彝》《艅尊》皆曰‘肜日’。因为在殷代还没有出现毁庙制度,所以也就不存在“大祫”问题。这正是徐仲舒先生没有注意到的。而且,把“彡日”看成是“大祫”还缺乏直接的证据。 
③殷代盛行并后祭祀制度 
“礿”字,在金文中只一见于《我方鼎》铭文中,但是其内容却十分重大。如下:“佳十又一月丁亥我乍禦祭且乙匕乙且已匕癸□礿缩二母。”此件铜器收录在《三代吉金文存》一书卷十·四十三·二中。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西周初期之物。首先是对”礿”字的说明。如果“礿”为春祭的话,那么为何在此件铜器中记录的是在十一月?当时使用的历法是哪一种?为何铭文中没有出现王年?根据上述孙希旦之论,我们可以明白使用“礿”而不使用“祠”、又没有使用西周历法和王年,正说明了此件铜器出于诸侯之手。其次的问题是“且乙匕乙”和“且已匕癸”二位女人问题。这里的二位女人名号即:“租乙之妣乙”和“祖已之妣癸”。这里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并后制度在金文中的出现!“并后”一词,首见于《左传·桓公十八年》中记载,如下:“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在乱国的四大祸害中,并后居首位。而这里出现的是两位被称为妣的祖乙和祖巳的妃子。在此件铜器铭文中,“我”同时祭祀两位祖辈的女性,说明了她们二人地位的相同。众所周知,殷墟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对并后现象的记录。如:“子雍其御王于丁妻二匕已。”《续编》1·39·3。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总结说:“从卜辞中看,商代直系先王之妻不少是‘并后’。如中丁之妻妣已妣癸并入祀谱,祖乙有妣已妣庚入祀谱,祖丁有妣已妣庚入祀谱,武乙有妣戊妣癸入祀谱。这种有二妻或三妻一同入祀的现象,说明其地位是相等的,应即‘并后’现象。”《我方鼎》铭文的出现,说明了在四时祭祀活动中存在着对“并后”现象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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