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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路源头羊楼洞杂谈

发表时间:2016-10-21 13:04:30 点击:24720 回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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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万里茶路源头赤壁羊楼洞的古道,进入相邻新店镇的新店河,入水往前仅数公里的黄盖湖岸边的柘岸嘴,是明朝万历兵部尚书方逢时出生的地方,再向前仅十公里左右就可以直接进入三国著名大战“火烧赤壁”的赤壁古战场,到达长江水道。这条路线自古以来是水上交通要道,也是万里茶路运送羊楼洞茶的必经路线。黄盖湖至今仍是万里茶路第一品牌-羊楼洞茶制茶的茶产供给地之一。“万里茶路”的打开是因为“隆庆和议”蒙汉互市而产生的结果,而促成这个和议的人正是兵部尚书方逢时。                         
      互市中各种物资丰富,茶叶最初并没有在官方交易物品的名单中。但是因为有需求,私底下悄悄然的进入了交易中,由擅长发现商机,会随机采取最佳手段开发,素有:“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之称的晋商经营,并且因为蒙古等北方民族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而逐步扩大经营。《明史·食货志》记载:“神宗万历十三年,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私茶”。湖茶不但价格低,而且恰好符合游牧民族口味,在北方民族有了很大的市场,因为市场需求大,有利可图,虽然朝庭禁止,湖广黑茶仍被有官字背景的晋商私自争相经营。
       唐代毛文锡在《茶谱》中说:“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痛。”说明蒲圻(赤壁)茶早在唐代就属黑茶系,可以治头痛,符合羊楼洞茶有药性的特点。
       《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广以武昌为首,然当时以兴国军(今通山、阳新一带)为最著。”《湖广通志》:“武昌茶出通山者上,崇阳、蒲圻者次之。”
       说明了在明代,崇阳、蒲圻(应该有羊楼洞)产茶的情况。“湖茶”是指湖南、湖北两广地区产的黑茶,两省交界的羊楼洞茶属于正宗“湖茶”。在当时,以中原内地的饮食习惯来说,并不属于上等好茶。可是,北方民族的人们以牛、羊等肉食为主,这种味苦兼带药性的黑茶,搭配酥酪恰好非常适当的弥补了他们的饮食文化,对于西北、蒙古等北方民族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东西,不谋而合的,为同样拥有这种饮食习惯的民族所推崇。
      万历十八年以生产红砖茶又称“箱红”为主的咸宁柏墩为了迎合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市场需求,由红茶改制黑茶糸的老青茶。明万历23年(1595年)安化茶成为官茶后,迅速兴盛起来。晋陕等地商人来安化采购和制作黑茶。资本雄厚的茶商,还在安化建有楼阁,设立行帮组织和商业铺面。
       这种味苦的黑茶,在北方民族地区迅速推广,竞然后来演变成了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必需品,成为他们饮食习惯。因为需求源源不断,以至这条商路到最后竞然演变成了“万里茶路”。到明末清初已经把中原湖广和福建五夷山等地黑茶,逐步从蒙古等北方地区漫延到了更加遥远的俄罗斯、甚至欧州。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砖茶,出口到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 从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刚刚稳定下来的满清就与迫不及待需要黑茶的俄罗斯开始恢复明朝时期的经济政策,此时,湖南、湖北、福建等地的茶已经从蒙古扩展到俄罗斯、甚至欧州都有了稳定和成熟的需求市场。  
      雍正五年,中俄订立《恰克图条约》,满清与俄罗斯增加了更大的合作力度,湖茶也逐渐开始恢复这条万里茶路的主角地位,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其中以赤壁羊楼洞的砖茶最受欢迎,销路最广。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俄罗斯甚至最后自已亲自来到羊楼洞办厂经营。
        虽然现在公认万里茶路最早是从福建五夷山祟安县的下梅村,从康熙年开始。然而《明史》有很多记载,表明湖广茶在明中晚期“隆庆和议”蒙汉互市后,就先以走私,后合法的形式进入蒙古,这条万里茶路的运输路线早在明代就已经非常成熟的开始了,与清代的路线完全一样。为什么万里茶路现在放弃明朝的那一段历史,而直接从清朝开始呢?我们都知道《明史》被严重篡改是被公认的,明代的事情多数已经销毁,无法知道真实,只能隐隐约约的窥看一二。
      从《清史》看,清朝真正稳定江山应该是在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向清朝投降,南明结束。在这之前,湖广一带始终是明清交战的主要战场,很不稳定,完全不可能真正进行正常的万里茶路贸易。而且湖广之地官民与满清抵抗最为激烈,随时有反抗和起义之师响应。而从福建崇安走山路进九江,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属满清可以控制之地。万里茶路在清朝初期可以进行正常贸易的地方,只能是福建崇安县的下梅村,湖茶因为是明未清初反清复明的主要战场反而不能正常贸易,这样的贸易情况是战争逼迫形成的。
       现在被定义为万里茶路起点的福建五夷山崇安县下梅村茶的运输路线,本来能够笔直顺水到大运河,然后走北京到张家口再到蒙古,这种路途更短更快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成本的捷径。可是它的运输路线偏偏是从九江,花费更多时间和成本逆水而行的去汉口与湖茶集中,再从汉口到汉水,随后到张家口,再进入蒙古的这条湖茶运输路线。须知古代的很多习惯是非常遵循最先的,福建茶宁可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都要跟随湖茶的路线走,可以证明湖茶可能是最先开始的主流,福建茶是后来的跟随。福建茶被定义最早,仅仅只是因为在清初该地没有战争困绕,而最先开始恢复了这条万里茶路的贸易。而真正万里茶路最早起源应该是由湖茶主导,在明朝开辟的历史却被残忍的忽略了。这样断章取义,从中间开始,放弃前面真正起源研究的方式,得出来的结果,最终经不起事实的考验,面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探索就能立刻让真正的事实显露出来。
       其实最早的茶马古道,是唐代江夏郡王李道宗的女儿文成公主带茶到西藏传播的饮食文化,因为川陕离西藏较近,此后逐渐形成以川陕茶为主,销往西藏番族的茶马古道。赤壁羊楼洞属于江夏,所以也有传说江夏郡王李道宗的亲生女儿文成公主最早带去的茶,有赤壁羊楼洞可以冶头痛的茶。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是作为亲生父亲的李道宗对喜爱饮茶的女儿远嫁,不可能没有表示,他的下属赤壁等产茶地更加不可能不贡献自己的特产表示恭贺。
        而蒙古人与藏番族不同,“隆庆和议”以前并不是特别需求茶叶,既使有,也是少数人需要或者与西藏民族交换物质。 《明史-食货志四》记载:‘番(外族)以茶为命。北狄(蒙古)若得,籍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说明此时蒙古人向中原要茶是为了与外族交易为主。这种情况在“隆庆和议”不久后,突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了万历五年,从来不要茶的蒙古首领俺答向朝廷请求开‘茶市’。万历八年,俺答向明宣大总督郑洛提出:‘西僧甚多,常吃茶’,要求‘每年准卖一二千’。同时为女儿出嫁,希望郑洛给予一些夷地不产的礼物,其中包括了‘好茶五百包’(郑洛《抚夷纪略》)
        到了万历中期以后,黑茶已经普及到了蒙古的普通人家。明宣大总督萧大享著,刊刻于万历二十二年的《北虏风俗》中这样描述蒙古人用茶方法‘肉之汁既以煮粥,又以烹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可以看到此时,茶叶己经开始逐渐融入了蒙古普通人的生活中。万历二十三年,陕西茶马史李楠以“中茶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番族利私茶之贱,不肯纳马”为由上疏朝庭要求禁止走私湖茶。持反对意见的御史徐侨也上疏反驳:“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主张对湖茶进行管理性的销售,朝庭“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  湖茶正式成为官茶,凭茶引可以进入互市。
        湖茶系列,无论是湖南安化,还是咸宁柏墩,或者在这条万里茶路销路最广,最负盛名的赤壁羊楼洞茶都是以黑茶为主,最受北方民族青睐的就是砖茶。羊楼洞砖茶早在《明史-食货志》中记载:“松峰绿茶、砖茶畅销海外,年产破四十万公斤”。隆庆和议后,羊楼洞发展速度加快,天启六年(1626年)羊楼洞由村变镇。这一年,袁崇焕在辽宁兴城市炮轰努尔哈赤,取得了宁远大捷的胜利,自负的努尔哈赤不久身亡,满清内讧,边境得以短暂的宁静。边境贸易其实在北方民族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在明朝与满清激烈的炮火中稳步发展。晋商中由小贩起家的八大皇商也在这个间隙中,偷运走私各类物资而大发战争横财。
        可是在历史中却找不到更多羊楼洞在这个时候的情况,让人疑惑?因为羊楼洞并没有发展别的产业,只能是靠茶业,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沟,居然能够由村成镇,说明它的销售情况非常可观,前来生产经营的人应该是很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能被批准成镇,如此辉煌的发展过程,历史上却偏偏没有任何记载。而且这条万里茶路的促成人方逢时还是当地人,最早到湖广经营湖茶的“蒲俗善贾者”,就是与方逢时共同促成“隆庆和议”的上级兼好友王崇古商业集团的晋商。在隆庆和议不久后,本来不生产黑茶的咸宁柏墩和湖南安化都纷纷改变自己以前生产的茶品种,改为生产砖茶类的黑茶去迎合蒙古等北方市场需求。而羊楼洞的黑茶从唐代就开始有了,比这两地生产黑茶的时间早了很多。

         在隆庆和议后,不怎么需求茶的蒙古人为什么会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了解黑茶,并将它变成自己饮食习惯?首先让蒙古人知道黑茶的品种会是哪个地方的?这些问题让人迷惑。
         鄂南赤壁茶早在晋代陶潜的《续搜神记》中所载:“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晋代著名道学家葛洪曾在赤壁修行十余年,采茶煮茶,潜心着述,写成道家著名典籍《抱朴子》。
      在唐代,《太平寰宇志》载:“鄂州蒲圻、唐年(今崇阳、通城)诸县,其民……唯以种茶为业”。羊楼洞与祟阳地界是紧邻的,它们属于同种特色的茶。
       砖茶的起源在《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载:“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这种所谓的“片茶”,将茶叶蒸后压成饼状,是今天洞庄砖茶的雏形。 《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十二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郭圻上疏说:“茶户每采新茶,躧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致官市沮滞,宜行访治。”躧指鞋子,这里用作动词,意为踩。将茶用脚踩成方块,应当就是砖茶,只是没有蒸压而已,说明砖茶至少在陕茶销往西藏番族的嘉靖年就开始有非常成熟的技艺了。“这可能是我国制造砖茶之始”(吕维新《黑砖茶起源考》)。其实为了长期保存,并且方便运送,砖茶早就随着茶叶的出现也出现了,应该像肉食类中的腌制、腊制。疏菜类的腌干、泡制一样,为了需要应运而生的,虽然无法知道最早是什么时候,但是应该很早。
      羊楼洞砖茶起源何时也同样无法考证,但是它具有药性,在古代甚至现在都是当地人必备的物品。古代当地人出门在外更加不可缺少,这些人出门在外的当地人有时候在使用当中被人发现,也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是羊楼洞茶的推广者, 从情理看,方逢时与蒙古首领俺答和晋商集团的灵魂人物王祟古交往最密切,最早被蒙古和晋商同时发现其好处,可能性最大的应该只会是方逢时出生地十多公里远的羊楼洞茶,至少从它一直生产黑茶,不用像其它产茶地,在隆庆和议后,需要刻意改变自己的产品特色去迎合市场的需求,也能说明些问题。
         在宋代羊楼洞茶就有销往蒙古的记载,但是在蒙古并不普及,不像西北及藏番族自唐代以来就把茶作为饮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而蒙古人在宋代并不以茶为饮食习惯,否则后来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茶就会空前发展。真正形成茶配酥酪的饮食习惯,应该是在万历中期“隆庆和议”以后的不久。
         离此不远的黄盖湖出生的兵部尚书方逢时与晋商代表宣大总督王崇古共同促成了这条商路,并且精心维护,不遗余力。宣大总督王崇古所说:“许以贸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隆庆五年后,蒙汉两族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从此,在中国北部的蒙汉相邻地区出现了“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农狎之野,商贾夜行”的和平气氛。直到明末,“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到处是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新气象。 万历五年,方逢时说:“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而民间耕获之人、市贾之利不与焉。”当年明朝政府“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而互市贸易的兴起,使明朝政府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节省军费几乎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蒙汉互市后,对双方的好处前所末有,到了万历以后,逐渐以茶为主的这条万里商路上充满了冒险和传奇,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成功和失败伴随着欢笑与痛苦,形形色色的角色繁衍出无数故事。同时带动这条万里茶路沿线矗立了无数崭新的城市,从内至外的空前发展,让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强国在此时豁然出现。
        虽然我们无法获知羊楼洞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是怎样的状态,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在这段时间内因为茶业的发展,由村扩充成了镇。兵部尚书方逢时和他的家乡兵随身携带那种带有药性味苦的羊楼洞黑茶,是否它是最先被蒙古等民族了解和喜爱,是否王祟古为代表的晋商集团也同时精明的发现了这一点,吸引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中原腹地的湖广中原,不惜挺而走险的走私经营,还是别有传奇。这些迷惑需要我们逐步寻找濒临消失的历史碎片,以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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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10月21日 13:04:55
    湖广地区尤其是湖南省,的确是反清势力和清廷激战的主要地区之一。 李定国在反击清廷时曾经亲率主力攻入湖南,并在这一省份取得让天下人震惊的大捷。举起反清旗帜的吴三桂在攻占湖南后也将其当成自己的基干地盘之一,并在这一省份同清廷展开拉锯战。 我就暂时不谈李定国了,先谈湖南对吴三桂集团的意义: 当初,吴三桂之所以要全力夺取湖南,就是认为一旦控制湖南,可以为北伐中原、东进江浙、南取两广创造条件。只要湖南在手,就算不主动出击,也能作云贵地区的屏障。 当然,吴三桂经营湖南的战略设想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正因为控制湖南后便于向其他地区用兵——湖南也更容易遭到多方面的攻击!如果自己的实力还强大,这一隐患尚不突出。可是,一旦实力削弱,清廷就有可趁之机。当清军从湖北、江西等地反扑湖南时,实力不够的吴军被迫分兵防御,力量更加分散。 吴三桂看到湖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想大力整合再充分利用。但是,这一设想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难于实施。 在这场战争中,清廷的综合力量毕竟占有优势。正由于吴三桂集团在军事上长期缺乏进展,清廷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吴三桂在世时,吴军还能固守住湖南。等吴三桂去世后,清军凭借优势力量终于攻陷湖南全境。 湖南一丢,吴氏集团再难主动出击清军,被迫退保云贵,大势已去。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说,湖南偏处南部地区。控制了湖南,一方面距离清廷的政治统治中心尚远,北京等地还不会受到直接威胁,清廷尚能镇静地调兵遣将以应付危局;另一方面也难以直接威胁江浙这一财富重地,因为隔着江西。 何况,湖南作为四战之地,也缺乏足够的天然屏障为依托,很容易被清军趁虚而入。 要真正确保湖南的战略地位,需要控制湖北。如果拥有两湖地区,就等于在地理上占据华夏大地的腹心地区,所产生的战略影响将更容易扩展到其它地区。无论是北进还是东进,都将有更大的资本。
  • 2016年10月21日 17:03:51
    湖广地区尤其是湖南省,的确是反清势力和清廷激战的主要地区之一。 李定国在反击清廷时曾经亲率主力攻入湖南,并在这一省份取得让天下人震惊的大捷。举起反清旗帜的吴三桂在攻占湖南后也将其当成自己的基干地盘之一,并在这一省份同清廷展开拉锯战。 我就暂时不谈李定国了,先谈湖南对吴三桂集团的意义: 当初,吴三桂之所以要全力夺取湖南,就是认为一旦控制湖南,可以为北伐中原、东进江浙、南取两广创造条件。只要湖南在手,就算不主动出击,也能作云贵地区的屏障。 当然,吴三桂经营湖南的战略设想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正因为控制湖南后便于向其他地区用兵——湖南也更容易遭到多方面的攻击!如果自己的实力还强大,这一隐患尚不突出。可是,一旦实力削弱,清廷就有可趁之机。当清军从湖北、江西等地反扑湖南时,实力不够的吴军被迫分兵防御,力量更加分散。 吴三桂看到湖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想大力整合再充分利用。但是,这一设想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难于实施。 在这场战争中,清廷的综合力量毕竟占有优势。正由于吴三桂集团在军事上长期缺乏进展,清廷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吴三桂在世时,吴军还能固守住湖南。等吴三桂去世后,清军凭借优势力量终于攻陷湖南全境。 湖南一丢,吴氏集团再难主动出击清军,被迫退保云贵,大势已去。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说,湖南偏处南部地区。控制了湖南,一方面距离清廷的政治统治中心尚远,北京等地还不会受到直接威胁,清廷尚能镇静地调兵遣将以应付危局;另一方面也难以直接威胁江浙这一财富重地,因为隔着江西。 何况,湖南作为四战之地,也缺乏足够的天然屏障为依托,很容易被清军趁虚而入。 要真正确保湖南的战略地位,需要控制湖北。如果拥有两湖地区,就等于在地理上占据华夏大地的腹心地区,所产生的战略影响将更容易扩展到其它地区。无论是北进还是东进,都将有更大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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