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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基层教育工作者敢于举起法律武器

            “将校园安全纳入社会治理,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和依法处理机制,坚决杜绝‘校闹’行为,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再次对校闹行为亮剑。

            一段时期以来,校闹成为严重扰乱基层教育秩序的毒瘤。在校园安全事故发生之后,面对复杂的处置情境,一些人往往抓住学校这根实体“稻草”,以堵校门、闹校园、炒舆论、暴力伤师等过激手段以期实现诉求。甚至有些“职业校闹”主动给涉事学生家长打电话出谋划策,令其“坚决不退散、不松口,直到学校答应巨额赔偿”。

            在一些地区,校闹已有了惯用的“操作法则”:打横幅、举遗照、堵校门、摆花圈,标准套路一条龙。更有甚者,在学校操场设灵堂、侵占教学场所,一些违法过激行为,令人瞠目结舌。

            花样百出、手段翻新的校闹事件,让学校如履薄冰。因为害怕惹上校闹,一些学校成了惊弓之鸟:可开展可不开展的校园活动,一律不开展;可管教可不管教的学生,一律不管教,以此保证学生从身体到心理都“毫发无伤”。

            尽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管理部门,都已认识到校闹给基层学校带来的困扰和危害,相继表态、出台措施予以打击,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但仔细追究不难发现,在一些突发意外事件中,校闹行为最终并未付出相应代价。更多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以“和稀泥”的微妙态度和“花钱买平安”的手段了事。

            惩治校闹,失之绵软,有着深层原因。

            首先,维稳心态和政绩思维作祟,地方政府不愿“真撑腰”。

            一些部门因为担心酿成群体事件和焦点舆情,要求学校、老师无原则退让。在一些事件中,经常能看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将校长停职“灭火”的处理手段。殊不知,一些校闹将这种“应激反应”解读为“闹出了效果”,进而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校园法治建设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落于细节。

            各部门权责界定不清,导致事件处置中标准不一,有弹性空间,于是出现“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情况。这无形中纵容了校闹与学校互相博弈的局面,“闹”,成了争取巨额赔偿的有效手段。

            第三,缺乏科学健全的机制支持。

            由于缺乏第三方调解机制,使得学校直接面对家长,校闹成为最直接地向学校施压的手段。没有第三方介入,学校一旦卷入法律诉讼,往往牵扯大量精力,“耗不起、拖不起”,最终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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