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黄金--二战中纳粹德国与中立国的黄金问题 (ZT)【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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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han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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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二战中的德国纳粹曾拥有多少黄金,白银,钻石,珠宝,和艺术品吗!?你想知道这些价值连城的财富纳粹是怎样掠夺来的吗!?这个帖子会告诉你答案。
一、默克斯藏宝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困惑,甚至在战后50多年,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引起这场争论的主要因素是纳粹黄金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的涉及面极广,大致上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存于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在战争期间被藏匿,用于纳粹的战后复兴;第三部分被逃脱制裁的纳粹高级将领所据为己有;剩下的则被战胜国占有。目前对这些财富的数目存在很大分歧,并引起了很多争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财富的价值直至今天依然难以做出准确的估算。此外,还有很多纳粹财富可能已被用于其战后复兴。
在德国还未彻底崩溃之前,纳粹party上层官员就制订了周密的复兴计划。纳粹早有计划把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运往其它国家隐藏起来。与此同时,盟国也在尽力寻回这些财富,然而他们直到1945年4月初才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规模之大,形势之复杂。
1945年3月22日晚,乔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渡过了莱茵河,到4月4日中午已经占领了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Merkers)。当天下午,盟军反谍报部门(CIC)的一个特遣队盘问了附近地区的一些难民。他们从难民口中得知,在温德斯塔尔矿业公司的某座钾盐矿附近有过不寻常的“活动”。盟军司令部在得到消息后,下令在该地区实行宵禁。
4月4日傍晚,一辆美军巡逻吉普车在默克斯村看到两名国妇女违反宵禁令在街头行走,于是停下来对其盘问。她们自称是法国难民,其中一人即将分娩,要到邻近的基瑟尔巴赫村(Keiselbach)去找接生婆。美国士兵把该妇女带上吉普车,送到了基瑟尔巴赫村,还为接生婆提供了帮助。次日清晨,在送这两名妇女回家的路上,当吉普车路过凯瑟罗达矿井(Kaiseroda Mine)的井口时,美军士兵问这是一座什么矿。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妇女指着那里说:“那就是藏金子的矿井”。
该地美军指挥官拉塞尔中校(William A. Russell)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于当天中午前往默克斯。经过询问难民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拉塞尔还得知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保罗·赖夫博士(Paul Rave,他还兼任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正在那里看护一些藏在矿井中的名画。拉塞尔接着盘问了矿上的大小官员,以及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外汇部首席出纳员维尔纳·维克(Werner Veick)。维克向美军交代说,从1942年8月26日起,德国国家银行就把其黄金储备以及party卫军在该银行帐户上的掠夺财物(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默克斯的矿井中,藏匿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27日,一共运来76批次财物。此外在1945年3月16日、20日和21日,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将其藏品运到了那里。由于美军进展神速,德国人曾想将默克斯宝藏转移到别处,但还没来得及筹集车辆,美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该地。
为了加强对矿井的保卫工作,拉塞尔下令在其周围拉起了军用电网。他起初命令第712坦克营前往默克斯保卫矿井入口,但到晚上又发现了5个其他入口,一个营显然不足以担任警戒任务。于是赫伯特·厄内斯特少将(Herbert L. Earnest)命令第773反坦克营和第357步兵团前往默克斯增援。拉塞尔还将这个矿的情况通知了美军第12军的指挥官。
7日清晨,这个矿井的所有入口已被全部发现,并派兵守卫。上午10点钟,拉塞尔和另两位美军军官,以及赖夫博士和矿上的官员从主坑道进入矿井。在离地面2200英尺的主隧道内,他们发现了堆放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德国马克钞票。再往里走是一堵三英尺厚的砖墙,中心是一扇厚重的钢制保险门,后面可能藏有一座地窖。此时巴顿的部队正在闪电般地进入德国,急需人手执行战斗和占领任务。当他得知矿内只发现大量德国马克纸币而没有黄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357步兵团撤离该矿,只留下第1营继续驻守。
18日清晨,拉塞尔、一名部队公关人员、摄影师、记者和第282战斗工兵营的工程师再次进入该矿。他们来到地窖前。现代化的钢门很难撬开,但是保险门周围的砖墙很容易就用半根黄色de-tona-tor炸开了。
美国人发现他们进入了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周围的景象难以用预言形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里面有超过7000个作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20排,每排间距大约是1米。房间另一边发现成捆的现钞,每捆的标签上都印“梅尔默”(Melmer)的字样。这些箱子明显属于纳粹party卫军的化名账户,这是关于纳粹在欧洲所掠夺财富范围和复杂的首条线索。
他们打开袋子,将这些财物列入清单: 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数百袋黄金器皿和制品;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镑;711袋20美元金币;来自15个其他国家的数百袋金银币;数百袋外汇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2380袋和1300箱的德国马克现金,面值达27.6亿;20块各重200公斤的银锭;40袋银条;63箱另55袋银盘子;1袋白金(内有6块白金锭);还有从不同国家掠夺的110袋钻石和珠宝。在其他的隧道里还发现大量来自欧洲各国博物馆以及从私人那里抢来的珍贵艺术品: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钟表、集邮册……。这些宝藏还揭露了纳粹的残忍性:在金制品中包括数袋从灭绝营的囚犯口中拔掉的金牙。
巴顿注意到其中的外国货币和艺术品,迅速认识到这笔巨大的财富背后的政治性。他立即请求将该笔财富交由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接管。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恩斯坦上校(Bernard D. Bernstein)为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4月15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这些财宝由数百辆卡车运往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8月中旬,盟国对其进行了称量和估价。其中的黄金价值262,213,000美元、白银270,469美元。另外还没有对一袋白金和8袋稀有金币进行估价。
1946年初,默克斯宝藏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和金币)被移交给盟国战争赔款委员会(IRA,Inter-Allied Reparation Agency),最后交给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他们负责尽快将这些黄金交还给受害国的中央银行。
在欧洲找到的其他纳粹宝藏没有任何一批能与默克斯宝藏相匹敌。另一笔规模近似的宝藏是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Ustasha)掠夺的黄金,但这批黄金最终并没有被找到。有迹象表明,它们极有可能被梵蒂冈和中央情报局秘密运出了欧洲。这份宝藏究竟有多少留在梵蒂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还发现了几处规模较小的纳粹藏宝。纳粹曾经在这里设立了坚固的“人民堡垒”,试图进行最后的顽抗。
人们对于默克斯宝藏的具体价值并不存在分歧。争论在于这些宝藏的来源,以及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另一个谜团是这份宝藏在纳粹掠夺的巨大财富中占多大比重。
为了对纳粹所掠夺的财富价值做一个估测,可以用二战时纳粹贸易伙伴国的黄金储量作为参考。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在中立国的保护伞下与纳粹继续进行贸易往来。
当然,这些国家黄金储量的增长并非只与纳粹有关,因为盟国也曾与这些中立国进行贸易。
中立国从纳粹方面接受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帐。它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不低于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这个数字与克林顿时期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指出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另外还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国家银行转到了两家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这批黄金随后被卖到土耳其以换取外汇。报告还指出,另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上述国家被列入这份名单并非偶然。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曾向纳粹提供战争所需的基本原料。瑞典提供了用于炼造高级合金钢的优质铁矿砂,土耳其提供了铬,西、葡西两国提供了钨。这三种金属都是制造ammo军需品和工业机械的必备原料。。
考虑到南美在战后是纳粹残余分子的主要避难所,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根廷)黄金储量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阿根廷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313.83吨增长到1945年的1064吨,增加了6.35亿美元。同样,巴西的黄金储量从1940的45吨增长到1945年的314吨,价值为2.66亿美元。
盟国方面,英国在开战后没有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贸易,因此也没有纳粹黄金流入英国和英联邦。法国在投降后基本处于被掠夺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参战前,其商人由于国会立法的原因也被禁止同德国进行贸易。唯一在二战爆发后与纳粹德国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的是苏联,但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易货和记账方式进行,也与纳粹黄金无关,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深入讨论。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得知部分纳粹黄金的最终下落。然而战争结束前已被运出德国、用于纳粹复兴计划的那部分黄金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其价值也不为人知。纳粹宝藏中价值更为巨大的是那些数额巨大的无记名股票、债券,以及他们在全世界建立的企业和公司。这些公司持有大量专利,并暗中为纳粹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二、“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迄今为止,“安全港计划”(Operation Safehaven)是盟国搜寻并返还纳粹掠夺财富的最大计划。该计划在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FEA,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局长克鲁利(Leo T. Crowley)提出。由于该计划涉及了两个老对头——财政部和国务院,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阻挠,并妨害了对纳粹战犯的起诉和德国的非纳粹化。
在讨论该计划之前,先回顾一下盟国为了追回纳粹黄金所采取的种种方法和措施。
为防止纳粹掠夺,波兰第一个采取了行动。在德国入侵之前,波兰中央银行已将其黄金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然而此后不久罗马尼亚就加入了轴心国,波兰的黄金储备因此就落入了纳粹手中。
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相似的黄金转移行动。法国在沦陷前夕用巡洋舰将法兰西银行的2229吨黄金运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这批黄金被美国接管)。挪威中央银行的黄金则在德国入侵后用英国驱逐舰运到了伦敦。荷兰go-vern-ment在德国入侵一小时内也将其央行黄金储备装船运往英格兰。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在离岸不远处触雷沉没。这艘船上装了11吨黄金,纳粹后来打捞了其中大部分黄金。
1939年末,比利时go-vern-ment委托法兰西银行保管其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不久,比利时就督促法国将其的黄金运往英国。然而法国却将这些黄金运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德国在与维希政权进行谈判后接管了这些黄金(二战结束后法国全额赔偿了这批黄金,不过法兰西银行的信用和法国的国家信誉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希腊、丹麦(以及战争后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未能来得及采取措施,其黄金储备被纳粹霸占了。这样,除了法国、挪威的黄金和一部分荷兰黄金外,各被占领国中央银行的巨额黄金全部落入了德国手中。
美国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1940年4月10日由罗斯福签署的第8389号总统令。该令首先冻结挪威与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随后是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1942年7月,美国还颁布了一个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份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会被禁止。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国防造成威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份名单上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增至数千人。
1943年5月,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因为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国民将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到那时为止,纳粹一直在千方百计营造一种假象,使这些交易合法化。19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轴心国掠夺的黄金的交易。美国进一步表示,将不会再从任何一个未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购买黄金。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该年7月盟国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中立国家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转移。8月14日,英、美与瑞士签署了战时贸易协定,要求瑞士减少与纳粹的贸易往来。12月6日,“安全港计划”出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做出了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决议。这次会议也为盟国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安全港计划”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其直接目的——强迫中立国家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外,它还有其他几个目的:限制德国向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用于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经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集团高级人物逃离德国。尽管“安全港计划”宏大而野心勃勃,但却面临着严重的人员缺编问题。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特工在执行安全港计划时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战略情报上,而且也一直缺少训练有素的特工。其次,“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争执的影响,在需要采取严格措施时又受到英国方面犹豫不决的影响。最后,安全港计划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即他们是否按盟国的要求自觉停止与纳粹之间的贸易往来。
1944年5月,美国财政部法律顾问特别助理赛缪尔·克劳斯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团前往中立国,调查被纳粹所转移和隐藏的财产。从8月到10月,他先后走访了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巴塞罗纳和比尔巴鄂,督促安全港计划的实施。但调查团最终取消了瑞士和葡萄牙的行程。调查团此行所取得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终的总结报告中,克劳斯概括了他对当前所关注地区的看法:
“安全港计划针对的仅仅是最窄的层面——纳粹的资本。这笔资本目前已显得次要。最重要的是纳粹现在正利用中立国来转移资产、技术及研究成果,以使其在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成为纳粹复兴的基础。纳粹所隐藏的珠宝、名画是我们次要的追查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法本化学公司潜逃到西班牙的化工专家、西门子公司逃往瑞典的电气专家,以及潜逃到阿根廷的德国军事科学家。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
克劳斯认识到西班牙的形势最为棘手。美国驻西大使海斯(Carlton Hayes)根本不支持财政部在西班牙的调查工作。他曾经成功地阻止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纳粹不但需要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为他们洗钱,也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中立国作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
海斯也意识到纳粹通过西班牙进口石油的问题,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国内报告说,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过其正常需要。而提供这些石油产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在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出口禁令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依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来往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对于罗斯福go-vern-ment来说,这是个棘手问题。若强迫美孚公司停止对西班牙的运输,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go-vern-ment的供给。首先,美孚石油公司确实曾经威胁过要中断对本国的石油供应。其次,若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战时配给体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国公司运给纳粹,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可能引起军队的骚乱。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事实上,愤怒的美国民众确实在1942年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
在罗斯福的监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对此评论道:“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按照原计划,“安全港计划”应完全由FEA来执行;财政与信息方面的指导由财政部负责;由国务院来确定政策的确定工作。然而由于财政部与国务院的紧张敌对关系以及与英国方面的分歧,FEA的角色被严重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使安全港计划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础。这份决议来源于波兰与法国共同提出的关于冻结中立国资金的提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纳粹使用他们所掠夺的财富。12月2日,财政部、国务院和FEA共同认可了参与安全港计划的其他机构的角色。每一个机构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权,所有情报和数据资料在伦敦集中后统一处理。
1944年秋, FEA和国务院在如何对待中立国的问题上存在的长期矛盾终于浮出水面。FEA要继续保持对中立国的监管与控制,而国务院则主张在对峙局面结束后就取消经济封锁。这次国务院占了上风。1944年10月,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顾问奥康奈尔就向驻中立国使馆增派训练有素的财政部特工问题达成一致。1944年12月6日,国务院向美国各外交使团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安全港行动”的指示。该行动的情报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主要由战略情报局(OSS)负责。其中X2分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负责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比较重要的中立国,特别是涉及纳粹将其掠夺资产转至国外的活动。
在这种局面下,“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为人与品格。象驻西班牙大使一样,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953年至1962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另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美国人。他早在战前便已涉嫌与纳粹party官员以及德国实业家有牵连。已解秘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亚的主教罗兹曼(Gregory Rozman)在战时曾试图帮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是却打着帮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
这次行动仅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经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手下吉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吉斯维乌斯曾经作为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德国国家银行工作过。国务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随后调查活动变得悄无声息并很快中止了。事实上,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解之后,他通过梵蒂冈驻日特使将其交易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国家的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察看其银行账目。
杜勒斯最肮脏的伎俩之一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瑞士为纳粹转运黄金。一个前东欧国家的情报官员证实说,杜勒斯在1944年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曾通知纳粹,日本的外交密码已被破解。就在警告发出后不久,德国最高统帅部突然改用更严密的密码保护措施,并停止使用无线电。德国外交部也突然停止使用“超级”密码机,转而使用外交信使。在1944年底,盟军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德军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这也就是为什么1944年底盟国对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的“突出部战役”毫无准备的原因之一。
杜勒斯和他的同伙还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被看作“敌产”被用于战争赔偿。他还帮助纳粹party和party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将钱洗干净。更为无耻的事是,在他及其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将纳粹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运往南美。
杜勒斯长期以来一直是纳粹的拥护者。他将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另一位年轻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凯西(William Casey)与杜勒斯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在一篇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凯西称安全港行动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它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将有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凯西在成为里根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杜勒斯与德国的工业家有密切来往,他不愿按华盛顿的指示执行安全港计划。1944年11月,盟军解放了法国,于是战略情报局重建了一条法国到瑞士的情报线路,并派遣X2的特工到伯尔尼以帮助在那里执行的安全港计划。到1945年4月,伯尔尼的X2特工已经发掘了有关纳粹秘密交易的大量信息。这些交易包括:某些瑞士公司向纳粹购买其掠夺的黄金和债券;由卡尔斯鲁厄的德意志信贷银行向巴塞尔的银行转移纳粹party以私人名义持有的股票和债券;设立空头公司为纳粹领导人保留在列支敦士登的现金和地产;将纳粹和party卫军领导人的200多万瑞士法郎和4500万德国马克存入隐蔽的瑞士银行账户……
这些X2特工收集的信息证实了这些年来早已清楚的事实,即杜勒斯在为纳粹尽力掩藏他们掠夺的财富。在美国go-vern-ment对他的洗钱行动进行调查之后,杜勒斯辞去了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回到了纽约。此时纳粹已将大批的财产从瑞士运到了阿根廷。不久,杜勒斯开始为大量的阿根廷客户工作。他和战略情报局传奇性的领导人威廉·多诺万上校(Bill Donovan)都认为应千方百计地阻挠杜鲁门及其民主partygo-vern-ment获得连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勒斯劝说多诺万为“世界商业公司”(World Commercial Company)的董事会工作,而杜勒斯正是这家公司的律师。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房东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下文中将揭露他与纳粹黄金的牵连)。该局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那里还有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办公室。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也全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贵族精英(战略情报局的缩写OSS因此被人调侃为“Oh So Social”——“哦,如此喜欢交际”)。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
1946年,战略情报局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Service Unit),杜勒斯的手下也转入了这个新组织,并在1947年7月26日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美国的纳粹同情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
艾伦·杜勒斯(1893-1969),共和party人,毕业于普林斯顿,1916年起在美国驻维也纳和伯尔尼使馆工作,1922年成为国务院近东局负责人,1926年后曾为美国驻华顾问,后因工资低廉而退出外交界,为美国最大的水果托拉斯——联合果品公司服务。1941年12月被多诺万选为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1953-1961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其兄约翰·杜勒斯为同一时期的美国国务卿。任内曾以权谋私,在1954年策划危地马拉政变,为老雇主联合果品公司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左派总统阿本斯(Jacobo Arbenz,他曾想将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财产和土地实行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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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ajj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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