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03.16.2007更新] » 赫连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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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03.16.200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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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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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一月二十九仁兄和YULE仁兄的大力支持，感谢猫扑网友，现在，我把有关太平天国新贴发给大家，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该帖由 Yule 分类为精彩帖 ==
奖励 15000MP

2007-01-19 1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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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勃勃大王
楼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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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2000年，我在巴黎呆了一个月之久，为凑大热闹在爱肥儿铁塔下过千僖年。巴黎这个法国都市，是个离开后总会怀念的地方。如果真的冬天在那里，昼短夜长，终日冷雨霏霏，到处鬼头鬼脑的阿拉伯小偷，除了OPERA大街稍稍像中国的大购物一条街以外，很多地方破破旧旧，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好的地方。罗浮宫没兴趣总去，蓬皮杜博物馆都是垃圾，枫丹白露太郊区。无聊之余，我总是逛塞纳河边的大柜旧书摊。一次，忽然发现一本英语的旧书，要知道，傲慢的法国佬牛比烘烘，对英语十分抗拒，除了在BOURSE DE PARIS中聊聊英语，也只有在旧书上能看见俺那与天津话并驾齐驱的英语了。随便翻了翻，此书乃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版的，书名是“THE GOD FROM THE 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看了几眼，见书上有什么TAI PING REBELLION 等字眼，已经估计是和太平天国有关，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洋枪队”什么的，更没有想到WARD （现在多译为“沃德”或者“华德”）是“华尔”。俺去过华尔街多次，理所当然认为华尔的英译应该是WALL（似乎英美人罕有姓WALL的）。很快，俺就被书摊上一本法国人画的中国春宫吸引，画作可能成于十九世纪，上面用水粉画出梳大辫子的鞑靼爷们纵马飞驰时弄练杂技一样“弄那事”以及外国人遐想出的中国士人在屋内的天地一家春（估计是法国佬抄袭仇十洲的创意）。为了弘扬祖国文化，忙付了100法郎买了那本旧书，临走，忽然灵念一动，想起刚才看到的英文旧书中有“EVER VICTORIORS ARMY”的词汇，恍然大悟，是“常胜军”啊，忽然想到，WARD可能就是华尔。于是，80法郎买下。
　　
　　
　　当时，随便看了看这本书，觉得华尔和从前印象中的“侵略者”“雇佣军”形象很是不同，在作者ABEND笔下，华尔完全是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民于水火的“国际主义战士”，所以，当时我还让一个在英国做交换学者的哥们弄来一大堆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复印件。不久，由于忙碌和庸常的生活，这本有关华尔的书以及那一大堆太平天国资料，都被我忘却了。
　　
　　
　　写完明史无聊，忽然想起了这些东西。再拿出翻看，感觉自己的英语退步很大，外语如同小JJ，用进废退，所以，赶紧细读，恢复英语功能之余，再细品太平天国的历史，果然煞是有趣。
　　
　　
　　想想这几年读过的中文东西和浅薄导演拍的电视剧，很少有公正客观评价太平天国的，不是肆意谩骂就是瞎起哄歌颂，大多是一叶障目使然。于是，我就决定写出一本以飨自己。如果是好东西，也希望大家一起分享。
　　
　　MERCI BEAUCOUP !!. 呵呵。
　　
　　放了这么多洋屁，言归正传。
　　

　　
　　
　　序言：刺破帝国生命的夜晚
　　——“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字原文为法语）”。特别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十二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由兴高采烈改为指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了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此外，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作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戮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氏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虽然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party，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对马克思、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纂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的“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go-vern-ment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笔记内容，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其治学严谨程度还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夫子在否定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四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反封建”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十八个，洪天王有八十八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要“反动”得多。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party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说瞎话。其次，《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Mao.ZD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享，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而是指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十五年之久的波及十八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音，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份，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颠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现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的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的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

2007-01-19 11: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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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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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上帝”到广西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飘满了摧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怪异。四季长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各种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身群中很显高大虚胖的男人（约1.78米80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狠狠地往上吐了口唾沫，用广府话骂了句“丢佢老母黑！”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那面贴有中第举子名字的黑墙。
　　
　　
　　这位看上去极有凸颧凹目马来人种特征的中年样貌男子，其实刚刚三十岁。此样貌平平，浊肥，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十六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前后后应试了四次，十五年间，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窜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松垮鸡胸之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阴历十二月十日（1814年1月1日），当时出生地是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埗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的距离。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大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乃是富裕中农的家庭条件。其父洪镜杨，老实巴交的本份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梅州（清时称嘉应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他送入私塾念书。老洪对这个儿子很有溺纵之情。十六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考试就失败。名落孙山之余，家境也中落，估计是因为兄弟姐妹吃饭嘴多，老洪头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似得狂疾。回到家里，他终日困兽般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怒狂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么一个花县落第青年，日后成为开挖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潜“龙”在渊——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多次落第，洪秀全胸中的怒火，绝对不比杀人前的马加爵会少一些。闷憋之余，他恨和尚憎及袈裟，对满清go-vern-ment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表示说：“我们以五万万兆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洪秀全文科脑子，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有关内容见于洪仁玕所著《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读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竟最终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渲泻。确实，历史的许多大事，究其因由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必定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不是，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争杀”的大形势，根本也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遍烧燎原的“机遇”。当时的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夷，各种社会矛盾都处于极其尖锐的状态，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已经在当时就使有识者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百分之八十，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触目惊心。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中期每人平均亩数只有1.86亩（1833年，道光十三年），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升。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棚民”，广东称“寮民”。“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二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涌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人的破产破家。go-vern-ment从来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贼税，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大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断绝了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资本主义”总是占便宜，从前一亿码土布抵不上一千万码洋布，今天几亿条裤子抵不上一架波音飞机，似乎吃亏的总是我们。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宿命般都会持续遭受天灾。1846年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皆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淹没人命无数，损失极其惨重。1851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母省广西，更是旱、涝、蝗、雹灾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二次赴广州赶考时，洪秀全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五十页厚，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然后自己发挥“释义”）。当时，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洪秀全深感兴趣，很是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把。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结果，不出所料，他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烧得他五迷三道，眼前出现了不少“幻像”，估计把不少正常的大脑细胞均烧死，头脑中窜乱筋搭错线，开始“自命不凡”起来。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而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方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之中，已有“反意”森然。至于诗格，四五流而已。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极大的痴迷，称赞不已。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濒死人抓住救名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
　　
　　
　　此后，他与小时玩伴冯云山、族北洪仁玕一起，开始把“上帝”当成件事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大概在1846年前后，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party日多，才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娇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饮共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小打小闹之余，仍旧还是穷酸措大做白日梦的意思。
　　
　　
　　忙乎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口沫飞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虽然人民接受“新鲜事物”多，传统上对孔儒仍旧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洪秀全这么一个落第士子疯狗一样四处搞事，引起众多人的反感，最终连累他失去了塾师的饭碗。世上之事，就是有得有失。
　　
　　
　　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鼓励：“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青人开始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几个爷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喂肚子，传教的成绩非常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天也是瑶族自治区）呆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名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呆了几个月，洪、冯二个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但是，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内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裹脚布”文章，但这些文章内容均非是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其实大多皆是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在这些“革命”著作中，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邪教”，反而重新说了不少孔孟之道的“好话”。正所谓吃一崭长一智，老洪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只有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道士郭孝全那里看了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中国“天”这大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甭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惟皇上帝”，但其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十六杆子也打不着。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的发高烧见幻像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战争的头头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凭诚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屋，男女分别列座，开始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改过恶，一心崇服上帝。只要有人当时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上自己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于是“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脑袋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基督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渊之别。所以，外国教士富礼赐就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见其《天京游记》一书）。
　　下面，笔者仔细“八卦”一下洪秀全“新教”与基督教的实质不同。
　　首先，基督教有“三位一位”说，即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其本意在于推究“上帝”对人的救赎，因此，上帝（父）、耶稣（子）与圣灵并非是三个神，而是一体。洪秀全当然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劝世良言》那个小册子中也没有讲这些，最多只懂“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他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编造“天父”派他本人“天王”下凡代世人“救赎”的神话。此“救赎”非彼“求赎”也。自公元四世纪开始，“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基督教最基本教义之一，洪秀全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胡搬“上帝”，确实有“中国特色”。
　　第二，在基督教仪式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洗礼和圣餐。此仪式源自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他亲自掰开面饼分给门徒，说：“吃，这是我的身体。”而后又举杯递给他们，“喝，这是我立约的血……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门徒吃“圣餐”，意即“原罪”得赦。洪秀全对此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洗礼”，从未见过领圣餐的仪式，所以拜上帝教从来没有这种仪式。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喜丧仪礼，洪秀全等人总会把讲道的文章当众焚化，鸣鞭放炮，很是热闹。而基督教根本没有此种仪式，一直要求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至于“太平天国”宣教活动最有特色的“讲道理”，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布道”，基本上是盅惑宣教的政治活动，与宗教无关。
　　
　　
　　第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个“灵”，因此上帝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而洪秀全对此不理解，为突出他自己的“神异”，他逢人就讲他开天时见过“上帝”本人，而且这个“上帝”的样子还十分清晰：“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可见，洪秀全是根据教堂中耶稣的形象推测出他爸“上帝”的模样，不伦不类，却有“遗传”道理。此种“人神同形论”，稍有基督教知识的人，都会觉其荒谬不堪，以这种“拟人观”描述“上帝”，老洪的神学知识基本上只有二十分，离及格还远得很。
　　
　　
　　第四，基督教所理解的“天国”在“天上”和“来世”以及信众“心里”，而洪秀全理解的“天国”或“上帝国”、“天堂”主要指他自己建立的“拜上帝会”和日后“南京”这个“新耶路撒冷”。
　　第五，基督教憧憬“天国”的来临，对门徒不主张做现实的抗争，要求逆来顺受，时刻准备耶稣的重临。但洪秀全一直主张争斗，主张“斩邪留正”，要杀“妖”杀有罪之人，完全一副入世夺权的态度。
　　此外，洪秀全对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日后他的“太平天国”就从来没有过这两个节日，他自己却“制造”出六个“节日”——正月十三“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报爷节”，二月二十一“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爷降节”，七月二十七“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哥降节”，连杨秀清被杀也成为一个“节日”，闻所未闻，荒谬至极。
　　
　　
　　当然，洪秀全所著的“教义”，并非全部是歪理邪说，也有很“健康”的说教，比如诫劝世人戒鸦片饮酒，义正辞严，放到今天都是具有“先进性”：“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英雄莫问出处，富贵甭提原由。“二杆子”的人，总是能歪打正着干成大事。

2007-01-19 11: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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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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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有必要“八卦”一下给予洪秀全“上帝”性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789年（乾隆五十三年）出生，本为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由于他受收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梁发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有“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干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个有冒险家意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时间为1823年。以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已经习教上升到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有时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原书的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神学原理。梁发《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惟一稍显激烈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教稍有微词，其它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与梁发的《劝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革故鼎新——“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门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作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哥们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冯先生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此人志向远大，可从当时其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诗品方面，显然比俚俗的洪秀全要高出一大截。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了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是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确实有真实原本的个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庙宇建筑物宏伟壮丽，香火旺盛。于是，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打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帐”，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破四旧”运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淫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所以，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后没有任何“报应”，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中国人一贯如此，很少有坚定的、纯粹的精神信仰，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哪个神的神通大，自然倾向哪一方，
　　
　　
　　快心事后首尾多。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捅了马蜂窝，会众人员很齐心，拜上帝会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把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不从清朝法律。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封建时代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满清go-vern-ment，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虎，清朝中央go-vern-ment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go-vern-ment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冯云山方面，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辫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由于察觉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又在监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情实”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一路上，冯云山如簧巧舌，竟然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当然，冯云山得释，最关键在于会门兄弟集资捐款“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钱能通神，最终才使冯云山能顺利出狱。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见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go-vern-ment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驰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身任两广总督的“青天大老爷”。
　　
　　
　　1848年十月，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三日，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份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交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逮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意味。但是，如果拒绝承认，闹不好会内人员产生内哄。思来想去，觉察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这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天的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儿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渺一目，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至于萧朝贵，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日益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增强了极大的物质基础。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在所有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中，基本百分之百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他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就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即使今天的语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词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其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等，全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概叹的是，首先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五十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翔、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非想过真的要“造反”，广西的“来土之争”，正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的人，所谓“土”，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人）。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勇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成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男女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均抢走卖掉，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与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上万人大规模械斗，互杀四十余天，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从前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满清go-vern-ment，从来就反帝反封建，那完全是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重要两个人石达开与李秀成的《自述》，均讲来土之争是“起义”之基本原因：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述》）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搬来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大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傻”一些，他没有及时搬迁亲属。金田事变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脑袋，而冯、洪二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来土之争”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go-vern-ment不以为然，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是逃难。还有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激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人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乎，弄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武装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跑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做歌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有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此诗中，可见洪秀全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是人们所吹嘘的精熟史集的水平。“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很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此贼头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无记载他有咏菊诗。很有可能洪秀全爱看民间演义，似乎传有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从实际上说，“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指各地会众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几个月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这天趁给洪秀做寿过生日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一般后人就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
　　
　　
　　在金田村的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已经自称当日为“太平天国元年”的起始，但仍旧是以“教主”名义宣布，与清go-vern-ment完全对抗之心，还未敢十分表露。从当时拜上帝会所发的一份檄文中，仍可见出痕迹：
　　恃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颖水、箕山，聊效巢、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夷、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鼠蚁，讹诈不为痛心哉！（指拜上帝会会员卢六、黄为正二人瘐死狱中之事），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为报仇之举。尔乃复起官兵，联络团练，与我颉颃，相争上下，岂不谓我营中无人乎？（指go-vern-ment团练等武装与拜上帝会会员在新塘、紫荆等地的打杀），抑知我文官二百，人人有安邦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跨海之勇。雄兵三万，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人数有夸大，只有两万不到），恰似一天星斗，固若铜城，恍犹四海洪波，坚如铁柱。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谅尔小小蛇儿，乌能与蛟龙斗胜，微微犬子，何敢与虎豹争能？大师一出，望风而逃阵，官心惊而胆裂，壮士窜走似狼忙，抛盈城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窝，无面目见关中父老，何颜入将府之厅堂。倘能各安本分，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至若执迷不悟，兴兵动将，使庶民遭殃，军威所至，定扫浔江为平壤，踏闾邑作丘荒。
　　
　　
　　从文件的文笔上看，应该出自冯云山或洪秀全之手，《三国演义》味道极浓，叙事累赘铺排，牛B哄哄，可称的是其中斗争目标所指，仍旧是地方的“愚官劣军”，吓唬中有心虚，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即使是地方go-vern-ment要镇压，最大的危胁仅仅是“扫浔江为平壤”，还未有什么大的造反野心。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脚步，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go-vern-ment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人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出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第一次真正同满清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众人心思奋。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只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说不定洪头领就成了韩山童，事不成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即使官军有多人被杀，北京go-vern-ment仍然以为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go-vern-ment所知。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是因为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晓得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正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必须在此地驻军，一切仅仅出于普通的军事常识。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使出的宣传伎俩。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未入清go-vern-ment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go-vern-ment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二路向金田村开始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教主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
　　
　　
　　精神原子弹一爆不得了，未等清军攻近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红旗，奋死杀向清军。由于“壮勇”（状勇不是壮族兵勇，而是当地天地会投靠清go-vern-ment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脚软，争相奔跑往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
　　
　　
　　这一阵，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伊克坦布这样的副将一员，可谓是大败亏输。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Communist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来加之加以节制。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三十六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二十四人。“丞相”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二万多人。
　　
　　
　　拜上帝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均是在参加金田起义前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的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上下平等，同吃同住。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军事Communist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初期起事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了独标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便被清go-vern-ment及各地“非解放区”人民称为“长毛”。

2007-01-19 1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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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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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go-vern-ment不得不着急。北京城内，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詝继位，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30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个人品德几乎无可指摘，只可惜“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郁闷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本人在咽气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大烂摊子。但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也得要正视。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利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清廷调至广西去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可巧，老林头刚走到潮州就病死，终未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如果他多活几年，无外乎生前身后有两个结果：其一，拜上帝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平天国”；其二，林则徐再也无法享受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国人对他的尊崇，“苟利国家生死已”这条标语也不会在今天的福州街道上看得见。总而言之，老林头死得很是时候，以其老迈之年，在烟瘴之地的广西辗转劳累，想必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老林头病死，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后脚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开至广西，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接林则徐棒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清go-vern-ment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但“天王”早在1837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洪秀全诈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什么的……“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和白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这群人已经痴迷“拜上帝教”，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不巧，由于清军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力争上游——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由此，规模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形。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将帅不和，广西清朝高层内部大乱，确实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天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杨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饮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食髓知味，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众徒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主要的装神弄鬼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应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份，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party，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party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记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闻讯（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的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所有几乎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秉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十四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御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滩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拉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昌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开始“破四旧”，儒教、道教、佛教一概在打倒之例，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辩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呆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苦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蛟龙入海。从此之后，对清go-vern-ment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泌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泌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自然咸丰帝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屈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go-vern-ment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go-vern-ment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go-vern-ment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狂龙出山。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清朝一心为公的“好干部”深究此事，怀有“水落石出”的心态去查案，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无论是耻辱柱还是里程碑），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go-vern-ment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 “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之后，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帐，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