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统治者一直视若无睹，认为是赤色宣传，不屑一顾。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英国、美国出现一阵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才给予正视。

　　美国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对内政策调整到八十年代进入高潮。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在国内一次重大劳资纠纷中，两种思想进行了一次大较量，充分体现政府调整政策决心。

　　当时美国一个全国性行业（民用航空业）雇员，在工会劳联──产联领导下同资方加工资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要求相距太大，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还是破裂。工会一声令下雇员大罢工，工人封锁机场、民航停飞、全行业工作陷入瘫痪，大批旅客不得不改走公路和铁路。对此资本家毫不手软？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无情的镇压。
　　那时曾当过好莱坞演员工会主席的美国总统里根，一改二百多年在劳资纠纷中总是偏袒资方做法，一屁股坐到罢工工人一边；对资方进行严厉谴责，在要求收回解雇工人决定的同时，施加压力迫使资方在谈判中让步。政府焕然一新做法迎得民心，让资本家个个目瞪口呆，当时没思想准备，只得做了很大让步，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此事标致美国政府为结束旧政策画上了句号，为新政策实施开辟了大道。其实在此之前政府早已渐进地转换角色，但多不显露，许多资本家没反应过来，老思想老做法不变，这次劳资纠纷才感觉到过去靠山真的换旗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要求并鼓励企业老板把本企业股份出让给雇员，在此前后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力荐雇员股东化（主人化）的好处，从各方论证、例举介绍成功经验。一些议员、政府官员和其他政客也纷纷表态支持并先后两次立法，一时间这种宣传铺天盖地、上下呼应。

　　削弱、拆解大股东，分割他们的权力，扶持小股东，早已成了美国政府的国策。当时有人甚至公开宣称：如果那家企业不把股份出让给雇员，今后出现劳资纠纷，将不会站在资方一边。这话很厉害，如同一把刀架在资本家脖子上，无论是否愿意都“逼上梁山”。

　　在美国社会经济中政企是分开的，政府对企业管理一般插不进手，只有在劳资纠纷时才能显示作用。所以新政策对资方来说压力很大，日子难过，却得到了美国广大民众普遍支持，尤其那些社会底层和被雇人员。底层民众积极性提高了力量大如天。

　　美国企业都实行股份制，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运作，管理制度较完善和规范，文化底蕴深厚。股权转换意味着监督权、责任权、分配权也跟着转换，导致企业主人在数量和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雇员得到股份并随着数量逐渐增多，在企业中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少数资本家）失去一些权力，另一部分人（底层劳动者）得到，三大权力不再被少数人掌握，出现了现代社会少见的权益再配置。

　　目前美国、英国一些大企业中，大多数雇员持有本企业股分，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并完成了向中产阶层迈进的过程。雇员股东化实质就是职工主人化，尽管这一进程控制权仍掌握在少数资方手里，持股数常被压在50％以下，由于人为阻挠进程十分缓慢，甚至漫长，并且还有反复，但让企业员工和社会底层民众看到希望，感到理想将能实现，心态发生变化，从而给国家、社会带来积极向上动力。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潮流不可阻挡，雇员持股数突破50％、最终掌握三大主人权是迟早的事。

　　总体看资本主义并不老，尚处在不断调整、完善、发展壮大阶段。在它们的企业里合同制工人在减少，工会会员在减少，主人（股东）逐渐增加，工会号召力和对抗力下降，劳资关系不象过去那么尖锐。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进程中，正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迈进（当然主要矛盾也跟着悄悄发生变化）。2000年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如果戈尔当选总统溜得快些，如果布什当选溜得慢些。”

　　社会底层民众利益得到改善，整个国家经济就能快速发展；当企业底层员工利益得到改善就有生机，在市场竞争中不怕挫折。多数人有积极性而少数人没有无碍大事，如只是少数资产持有者有积极性，信心指数高，下面多数劳动者信心指数不高，在高度竞争环境中事业很难成功。这一点当政者头脑很清楚，宁肯得罪少数不能负多数是这次对内政策调整的宗旨，从而大大缓和了资本主义矛盾，缓解了非公有制企业内上下之间紧张关系，促使经济扎实、稳步发展。

　　尽管八十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激烈，相互间开展大规模军备竞赛，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大得惊人，但并未影响国内经济、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反，到是前苏联在这场激烈军备竞赛中把自己经济拖垮，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速度远不如欧美快，与此同时国内各方面矛盾不断激化，政治、经济、社会一步步走向崩溃，而里根政府却稳稳当当连坐两届，达到宪法规定最高任职期限。

　　可是，我国的改革恰恰相反，当美国正在把雇员变为主人（股东）的同时，我们却通过全员劳动合同制把职工（主人）变为雇员；当他们把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并向中产阶层迈进时，我们却要“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决定职工收入；他们早已破除领导者终身制，我们却保留干部终身制；他们在削减、分割大股东，我们却让企业少数领导者持大股、干股甚至低价“收购”；他们把搞好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多数人身上，我们却把希望寄托在领导班子和选拔一个好的厂长、经理上；他们宁肯得罪少数维护多数人利益，让一部分人失去权益让另一部分人得到，差距在缩小；我们却相反，单一等级制度管理使得权力集中到个别或少几数个人手中，多数职工权益被剥尽，差距不断加大。

　　美国人抓住了所有制的主要矛盾，以此为中心进行调整，把责任与权力在某些方面一步步有机结合，促使国家、社会、企业各方面关系沿着历史规律指引的方向前进。我国改革指导思想不同、方向相反，管理层收购少数人一夜暴富，大批职工下岗一夜赤贫，认为下面人干活不卖力、吃“大锅饭”是管理不好的主要原因，这样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一些人连公有制主要矛盾也搞不清，逆向变革问题增多、对抗加剧。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美国经济和企业如日中天，我们国企日暮途穷；当他们在发展高科技拚命聚敛财富时，我们却在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烦恼；他们在全世界收罗人才，我们大量人才正不断走出；他们在不断扩大、开拓市场，我们却在萎缩、退出部分竞争领域；他们正忙于筹划全球战略向更高目标进军，我们却在为大批下岗职工发愁；他们每天在找差距、查问题，我们总是护短、造假账、欺下瞒上，否则不能生存；他们从来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功向更高方向发展，我们稍有一点成绩似乎就感到很满足。

　　当然，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存在问题，在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的企业里，责权不可能与下面劳动者完整有机结合，达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提高。同时，股份制还存在很大的人为操作行为，或者说暗箱操作，过去和现在这方面早已暴露。最主要的是，随着所有制变化矛盾也在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矛盾逐渐显著，安然、世通破产案中暴露出问题最能说明这点，而且有不断扩大趋势。老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必然会出现，认清还需一个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