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妇女集体卖血 600ml换168元 » 吃鞭的孩子 - 猫扑大杂烩 - 体验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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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 你置顶了那么多无聊的小三 90后80后 相亲 求婚什么的破帖子 希望你能有良心置顶一下这种帖子 为什么还能有这种事发生 那些盲目的标榜自己爱国的愤青们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是否还能好像什么都知道的一样为某些行为辩解 血船 这是一条长约5米、定员35人的白色客船，终点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县城，起点则是县城上游约30公里处的孙家湾。在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称其为“班船”。 不过，当周文芬和邻居刘开连等人坐上船时，有人会习惯称这条船为“血船”。 “你们是不是去搞那个的？”总会有乘客问她们同样的问题。 这些乘客，大都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尽管在背后，他们会直言“卖血浆”三个字，但面对面时，都会以“搞那个的”代之。 的确，这两个农村女人都是“搞那个的”。她们的目的地，是郧县单采血浆站。在那里，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浆，然后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的路费。种地之外，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 在卫生部发布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里，“供血浆者”是她们的标准称谓。目前，郧县单采血浆站的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他们大多是像周和刘这样的山区农民。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经有近两万人“奉献了自己宝贵的血浆”。 在6387人中，约有200人是坐“血船”来的。当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汉时，曾在周文芬他们身上流动的血浆，也会被一辆从武汉过来的运血车拉回去。每个月，这些血浆的重量在3吨左右。 “想钱嘛，不去怎么办？” 这3吨血浆，大约5000袋，一袋一袋从郧县各个角落汇集而来。 其中一袋就来自46岁的刘开连。这个家住杨家沟村的农民知道，那个比“家里盐袋子还要大”的塑料袋，能够装满“一斤二两”的血浆。 大约5年前，这袋血浆为刘开连换回了83元钱。那是她第一次献血浆。她种完麦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赶到孙家湾码头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钱的路费，船老板老谢依照惯例，只收了她4元钱。这样，从城里回家时，刘开连带回了79元，这相当于半亩薄地一季的收成。 2007年冬天，53岁的周文芬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候，一袋血浆已经可以换回120元营养费和8元路费。 周家原本不缺钱。不过那年夏天，三岁半的孙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儿子小高卖掉了在县城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种地，偶尔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块钱。 8月18日，刘开连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浆站。鸡叫过两遍，周文芬就起床了。 这是凌晨4点半，船6点才开，不过从这里到孙家湾，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再睡一会儿，就赶不上船了。”她一脸疲倦地嘟囔道。 同伴刘开连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对这些女人来说，错过了船，就意味着将少挣164块钱。 3个女人打着两把手电筒，光束在空荡荡的山谷里摇晃，显得格外微弱。天空飘着零星细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里的电不够用了，她们只能随便捡点茅草或枯树枝，做个简易的火把爬下山。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刚开始爬屋后的山，刘开连便开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肠炎，需要输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账，抽一次血的钱，还抵不上这笔药钱。 这天本该输最后一瓶，但刘开连决定第二天再输。因为刚好赶上周二，根据血浆站的安排，该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错过，会给以后的日子带来“不少麻烦”。 按照《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两次采集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血浆站，站里不得不为这些人排好时间表。 刘开连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谢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浆站。也是在这6天里，这条船被人称作“血船”，而在县城下游河段，还有一条类似的船。 这个县长期以来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库区。早些年，江两岸村庄里的男人们，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气挣钱，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和放牛养猪。 只是每年夏天，当洪水频发时，几乎都会发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们在山上放牛时，偶尔会看见浮尸从河面静静漂流而下，这也是她们最为自己的男人担心的时刻。 在1998年前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城里的人们发明了挖沙机，沙船上不再需要这些男人的力气。随之而来的是，钱却越来越难挣了。 十堰市扶贫办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题为《当前农村致贫因素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县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城区同一指标的1／7。与此同时，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时任郧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李光成领头，建立了郧县单采血浆站。当时，他在郧县城关镇卫生院租了3间平房，买了6台采浆机，找了4个人工作。供血的营养费由物价局规定，每次80元。 根据郧县单采血浆站站长李光成的最新计算，血站的采血量从最早的每年1万袋上升到现在的大约6万袋，血浆站仅仅每年发给献浆员的补贴费就达1000万元。“按照人均2500元计算，就是个400人的企业，这在郧县也是很少见的。”他说。 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们想到了血浆站。“想钱嘛，不去怎么办？”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在自家的粮仓上，放着孙子骑着童车的照片，她一抬头就能看见。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 不过这晚，周文芬并没有休息好。睡前从天津打来的一个电话，让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睡意目蒙目龙中，她听见笼里的公鸡叫了头遍。 那是儿媳妇打来的电话。医院说，孙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了给他治病，小高带着妻儿到了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 儿女们本不让她去“抽血”，因为“现在挣这点钱，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周文芬还在坚持。她一直把写着“血液可以再生，献血浆有益健康”、“一人献浆，全家受益”等宣传口号的献浆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怕丢了就抽不成了”。 不过，劝阻归劝阻，每次抽完血，儿子还是会骑摩托车来接她吃饭，然后再送她到码头坐船回家。儿子常常发现，母亲的“眼泡子都肿了”。 周文芬忧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肿，而是时间。两年后，她就55岁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供血浆了，她得抓紧时间，尤其今年春节后，营养费上涨，一袋血浆可以换回168元。 脚下的山路，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为荒草掩没。她们好几次差点儿摔倒，幸亏一把抓住路边的枝条。但随即会“啊”地叫出来，因为抓住的是野刺。 这些对于经常起早贪黑的农村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她们最怕的，是经过农田时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时晕过去。 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幸亏刘开连及时端过来一杯糖开水，这才让她缓过劲来。 而刘开连第一次看到那个“像是给牛打针的针一样粗”的针头扎进自己胳膊时，她当场晕了过去。后来，针一扎进胳膊，她就把头扭向另一边。 这事儿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虽然被旁人说成“卖血”，但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浆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个小山坡附近，刘开连停下脚步。“我们去年就在那儿狠狠摔了一跤。”她说。 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 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 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 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 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 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 “他们都是遭罪的人！” 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 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 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 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 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 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 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 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 “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 “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 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 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 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 “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 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 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 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 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 “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 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 “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 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 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 “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 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 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 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 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开出10米，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 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 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 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 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 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 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 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离大楼门口最远的一家店里，店老板说。 5毛钱的冰雪牌绿豆冰棒，一袋装两根。不少父母喜欢买，一根给孩子，一根自己吃。不过，抽完血后，他们才能吃，因为血头早已交代过，“抽血之前，不能吃豆类食品”。 吃完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浆站的班车送他们回乡下的时间了。为了赶上班车，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点就得起床。 但这班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坐。来自城郊农村的一个黄衣女人，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班车不经过她家。这个排在131号的女人，一边逗儿子，一边等候工作人员喊自己的名字。 在她身后，是大柳乡的一个“血头”。他夹着黑色公文包，大声向一个同乡男子交代注意事项。“抽血前，肉不能吃，黄豆、绿豆也不能吃，还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后，“血头”嘱咐男子抽完血后，不要在城里乱跑，以免误了班车。 而楼下，抽完血的人们，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车。有买了鱼和喷雾器的男人，也有买了一塑料袋苹果、一个铝合金盆或几袋盐的女人。 不过，周文芬并不羡慕这些有免费班车可坐的人。因为坐班车的人，血浆站不给发路费；坐船的人，则可以领到路费8元，而老谢只收4元。这样，同样一袋血浆，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车的人多赚4块钱。 赚钱的过程，还是和往常一样，针头刺进血管时，周文芬便有些发晕。当袋子被血浆充满，机器停止运转时，她几乎晕厥。 那168元钱，是刘开连代她领的。然后，她被刘开连和桂芳搀扶到二楼食堂。她们把那根黄瓜分着吃了。等她们拿着采血浆的小票，免费在食堂里喝了点粥，吃了点馒头后，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 “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船将在两点返程。考虑到周文芬的身体状况，3个女人决定花5元钱坐出租车。 这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奢侈”的选择。对高从芬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浆站，是跟老董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花费了4个多小时。 由于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郧县血浆站组织参加“献血浆”宣传活动。2007年“世界献血日”，恰逢郧县血浆站建站10周年，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 血浆站组织供血浆者排练小品，告诉人们“抽血对身体没影响”，还发给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献浆，我健康”。老董的任务，是打着“献浆光荣”的标语，喊着口号，跟随队伍在街道上page~ant。 “丢人，哪是光荣！”高从芬说。她怕别人笑话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曾试图洗掉T恤衫背后那六个字。 结果证明，她纯属徒劳，那几个字至今依稀可见。这也让那件T恤衫从此长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没穿过。 “说到底就是人家给你点钱，不算啥子光荣不光荣。”老董对妻子的说法，并不完全赞同。他家原本在村里还算不错，因为孩子上学，反倒“成了最穷的”。 更何况，他们眼下正需要钱盖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风，高从芬常常用卫生纸塞住耳朵睡觉，夜里刮风时，她听着害怕。有一次，大风过后，娘家弟弟打来电话一直没人接。他担心姐姐家房子被风吹塌，第二天专程前去查看，发现没人在家。 高从芬回家后，发现弟弟在门上用黑炭写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 “不让抽血了，你供我们娃子读书啊？”当天晚上，给弟弟打电话时，高从芬开口就是这句话。 尽管献浆卡上的“献浆须知”第四条规定。妇女月经期暂不能供浆，但高从芬顾不上这些。挖地基借的两万块钱，他们得靠抽血慢慢还。 有时候，这个女人反倒会劝丈夫少去几次。在她看来，“家里面总得有人撑着”，“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周文芬也是这么劝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浆站，最终她还是没让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浆再加上老高种地，一共攒下了2000多块钱。她为自己和丈夫各买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块钱，她让儿子拿去给孙子治病。 她曾去医院找到医生。“我孙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给他输。”她告诉医生。 “医生说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麦秸堆前，这个乡下女人边说边抹眼泪。 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找老谢要杯热水 从家到血站的这段航程，周文芬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对自己的血浆流出身体后的历程，周文芬们却所知甚少。 这天，从周文芬身上抽出的这袋血浆，会和其他69袋血浆一起，被放到零下50摄氏度的冷冻库里，大约半小时后，这些血浆就会冻成冰块。然后，它们会被运入零下30摄氏度的冷冻库，保存一个月，等待武汉过来的货车。 这些血浆被拉到武汉之后，每袋大约可以制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据说每支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来，一袋血浆最终创造出的金钱价值，大约850元。当然，或许只是个巧合，这与周文芳买的棺材同价。 但现在，周文芬只能带着168块钱，坐上这条回程的“血船”。 这天下午2点，坐在船舱里，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静无比的江面。身后的黄色背包里，有一个空水杯。在血浆站，她用它来接开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用它找老谢要杯热水。 对这些要开水喝的乘客，老谢有求必应。他知道，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浆留在城里后，还要坐他的船回到农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 ==该帖由 特爱蚂蚁 分类为 热门帖 == 奖励 15000MP 救生圈3个 醒目灯5个 匿名符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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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 你置顶了那么多无聊的小三 90后80后 相亲 求婚什么的破帖子 希望你能有良心置顶一下这种帖子 为什么还能有这种事发生 那些盲目的标榜自己爱国的愤青们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是否还能好像什么都知道的一样为某些行为辩解 血船这是一条长约5米、定员35人的白色客船，终点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县城，起点则是县城上游约30公里处的孙家湾。在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称其为“班船”。不过，当周文芬和邻居刘开连等人坐上船时，有人会习惯称这条船为“血船”。“你们是不是去搞那个的？”总会有乘客问她们同样的问题。这些乘客，大都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尽管在背后，他们会直言“卖血浆”三个字，但面对面时，都会以“搞那个的”代之。的确，这两个农村女人都是“搞那个的”。她们的目的地，是郧县单采血浆站。在那里，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浆，然后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的路费。种地之外，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在卫生部发布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里，“供血浆者”是她们的标准称谓。目前，郧县单采血浆站的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他们大多是像周和刘这样的山区农民。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经有近两万人“奉献了自己宝贵的血浆”。在6387人中，约有200人是坐“血船”来的。当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汉时，曾在周文芬他们身上流动的血浆，也会被一辆从武汉过来的运血车拉回去。每个月，这些血浆的重量在3吨左右。“想钱嘛，不去怎么办？”这3吨血浆，大约5000袋，一袋一袋从郧县各个角落汇集而来。其中一袋就来自46岁的刘开连。这个家住杨家沟村的农民知道，那个比“家里盐袋子还要大”的塑料袋，能够装满“一斤二两”的血浆。大约5年前，这袋血浆为刘开连换回了83元钱。那是她第一次献血浆。她种完麦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赶到孙家湾码头上了“血船”。往返10元钱的路费，船老板老谢依照惯例，只收了她4元钱。这样，从城里回家时，刘开连带回了79元，这相当于半亩薄地一季的收成。2007年冬天，53岁的周文芬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候，一袋血浆已经可以换回120元营养费和8元路费。周家原本不缺钱。不过那年夏天，三岁半的孙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儿子小高卖掉了在县城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种地，偶尔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块钱。8月18日，刘开连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浆站。鸡叫过两遍，周文芬就起床了。这是凌晨4点半，船6点才开，不过从这里到孙家湾，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再睡一会儿，就赶不上船了。”她一脸疲倦地嘟囔道。同伴刘开连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对这些女人来说，错过了船，就意味着将少挣164块钱。3个女人打着两把手电筒，光束在空荡荡的山谷里摇晃，显得格外微弱。天空飘着零星细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里的电不够用了，她们只能随便捡点茅草或枯树枝，做个简易的火把爬下山。“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刚开始爬屋后的山，刘开连便开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肠炎，需要输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账，抽一次血的钱，还抵不上这笔药钱。这天本该输最后一瓶，但刘开连决定第二天再输。因为刚好赶上周二，根据血浆站的安排，该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错过，会给以后的日子带来“不少麻烦”。按照《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两次采集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血浆站，站里不得不为这些人排好时间表。刘开连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谢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浆站。也是在这6天里，这条船被人称作“血船”，而在县城下游河段，还有一条类似的船。这个县长期以来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库区。早些年，江两岸村庄里的男人们，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气挣钱，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和放牛养猪。只是每年夏天，当洪水频发时，几乎都会发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们在山上放牛时，偶尔会看见浮尸从河面静静漂流而下，这也是她们最为自己的男人担心的时刻。在1998年前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城里的人们发明了挖沙机，沙船上不再需要这些男人的力气。随之而来的是，钱却越来越难挣了。十堰市扶贫办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题为《当前农村致贫因素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县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城区同一指标的1／7。与此同时，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5％。也是在1998年，时任郧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李光成领头，建立了郧县单采血浆站。当时，他在郧县城关镇卫生院租了3间平房，买了6台采浆机，找了4个人工作。供血的营养费由物价局规定，每次80元。根据郧县单采血浆站站长李光成的最新计算，血站的采血量从最早的每年1万袋上升到现在的大约6万袋，血浆站仅仅每年发给献浆员的补贴费就达1000万元。“按照人均2500元计算，就是个400人的企业，这在郧县也是很少见的。”他说。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们想到了血浆站。“想钱嘛，不去怎么办？”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在自家的粮仓上，放着孙子骑着童车的照片，她一抬头就能看见。“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不过这晚，周文芬并没有休息好。睡前从天津打来的一个电话，让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睡意目蒙目龙中，她听见笼里的公鸡叫了头遍。那是儿媳妇打来的电话。医院说，孙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了给他治病，小高带着妻儿到了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儿女们本不让她去“抽血”，因为“现在挣这点钱，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周文芬还在坚持。她一直把写着“血液可以再生，献血浆有益健康”、“一人献浆，全家受益”等宣传口号的献浆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怕丢了就抽不成了”。不过，劝阻归劝阻，每次抽完血，儿子还是会骑摩托车来接她吃饭，然后再送她到码头坐船回家。儿子常常发现，母亲的“眼泡子都肿了”。周文芬忧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肿，而是时间。两年后，她就55岁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供血浆了，她得抓紧时间，尤其今年春节后，营养费上涨，一袋血浆可以换回168元。脚下的山路，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为荒草掩没。她们好几次差点儿摔倒，幸亏一把抓住路边的枝条。但随即会“啊”地叫出来，因为抓住的是野刺。这些对于经常起早贪黑的农村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她们最怕的，是经过农田时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时晕过去。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幸亏刘开连及时端过来一杯糖开水，这才让她缓过劲来。而刘开连第一次看到那个“像是给牛打针的针一样粗”的针头扎进自己胳膊时，她当场晕了过去。后来，针一扎进胳膊，她就把头扭向另一边。这事儿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虽然被旁人说成“卖血”，但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浆者也大都如此。在一个小山坡附近，刘开连停下脚步。“我们去年就在那儿狠狠摔了一跤。”她说。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他们都是遭罪的人！”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尚未开出10米，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离大楼门口最远的一家店里，店老板说。5毛钱的冰雪牌绿豆冰棒，一袋装两根。不少父母喜欢买，一根给孩子，一根自己吃。不过，抽完血后，他们才能吃，因为血头早已交代过，“抽血之前，不能吃豆类食品”。吃完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浆站的班车送他们回乡下的时间了。为了赶上班车，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点就得起床。但这班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坐。来自城郊农村的一个黄衣女人，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班车不经过她家。这个排在131号的女人，一边逗儿子，一边等候工作人员喊自己的名字。在她身后，是大柳乡的一个“血头”。他夹着黑色公文包，大声向一个同乡男子交代注意事项。“抽血前，肉不能吃，黄豆、绿豆也不能吃，还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后，“血头”嘱咐男子抽完血后，不要在城里乱跑，以免误了班车。而楼下，抽完血的人们，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车。有买了鱼和喷雾器的男人，也有买了一塑料袋苹果、一个铝合金盆或几袋盐的女人。不过，周文芬并不羡慕这些有免费班车可坐的人。因为坐班车的人，血浆站不给发路费；坐船的人，则可以领到路费8元，而老谢只收4元。这样，同样一袋血浆，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车的人多赚4块钱。赚钱的过程，还是和往常一样，针头刺进血管时，周文芬便有些发晕。当袋子被血浆充满，机器停止运转时，她几乎晕厥。那168元钱，是刘开连代她领的。然后，她被刘开连和桂芳搀扶到二楼食堂。她们把那根黄瓜分着吃了。等她们拿着采血浆的小票，免费在食堂里喝了点粥，吃了点馒头后，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船将在两点返程。考虑到周文芬的身体状况，3个女人决定花5元钱坐出租车。这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奢侈”的选择。对高从芬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浆站，是跟老董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花费了4个多小时。由于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郧县血浆站组织参加“献血浆”宣传活动。2007年“世界献血日”，恰逢郧县血浆站建站10周年，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血浆站组织供血浆者排练小品，告诉人们“抽血对身体没影响”，还发给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献浆，我健康”。老董的任务，是打着“献浆光荣”的标语，喊着口号，跟随队伍在街道上page~ant。“丢人，哪是光荣！”高从芬说。她怕别人笑话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曾试图洗掉T恤衫背后那六个字。结果证明，她纯属徒劳，那几个字至今依稀可见。这也让那件T恤衫从此长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没穿过。“说到底就是人家给你点钱，不算啥子光荣不光荣。”老董对妻子的说法，并不完全赞同。他家原本在村里还算不错，因为孩子上学，反倒“成了最穷的”。更何况，他们眼下正需要钱盖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风，高从芬常常用卫生纸塞住耳朵睡觉，夜里刮风时，她听着害怕。有一次，大风过后，娘家弟弟打来电话一直没人接。他担心姐姐家房子被风吹塌，第二天专程前去查看，发现没人在家。高从芬回家后，发现弟弟在门上用黑炭写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不让抽血了，你供我们娃子读书啊？”当天晚上，给弟弟打电话时，高从芬开口就是这句话。尽管献浆卡上的“献浆须知”第四条规定。妇女月经期暂不能供浆，但高从芬顾不上这些。挖地基借的两万块钱，他们得靠抽血慢慢还。有时候，这个女人反倒会劝丈夫少去几次。在她看来，“家里面总得有人撑着”，“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周文芬也是这么劝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浆站，最终她还是没让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浆再加上老高种地，一共攒下了2000多块钱。她为自己和丈夫各买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块钱，她让儿子拿去给孙子治病。她曾去医院找到医生。“我孙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给他输。”她告诉医生。“医生说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麦秸堆前，这个乡下女人边说边抹眼泪。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找老谢要杯热水从家到血站的这段航程，周文芬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对自己的血浆流出身体后的历程，周文芬们却所知甚少。这天，从周文芬身上抽出的这袋血浆，会和其他69袋血浆一起，被放到零下50摄氏度的冷冻库里，大约半小时后，这些血浆就会冻成冰块。然后，它们会被运入零下30摄氏度的冷冻库，保存一个月，等待武汉过来的货车。这些血浆被拉到武汉之后，每袋大约可以制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据说每支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来，一袋血浆最终创造出的金钱价值，大约850元。当然，或许只是个巧合，这与周文芳买的棺材同价。但现在，周文芬只能带着168块钱，坐上这条回程的“血船”。这天下午2点，坐在船舱里，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静无比的江面。身后的黄色背包里，有一个空水杯。在血浆站，她用它来接开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用它找老谢要杯热水。对这些要开水喝的乘客，老谢有求必应。他知道，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浆留在城里后，还要坐他的船回到农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该帖由 特爱蚂蚁 分类为 热门帖 ==奖励 15000MP 救生圈3个 醒目灯5个 匿名符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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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我们纳的税都跑哪去了？难道不够给这几个人吃饭的吗？

【楼主】 (2):公仆们那些被很多人崇拜歌颂的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们你们都戴着眼镜难道看不到这些吗？

猫(3):这个社会很和谐，和谐到连爱和恨，英雄和流氓都分不清了

猫(11):徐三观买血记。。。。。。。。现在的时代也是那个时代吗？

扑(12):不顶还是人么。我家也是十堰的，郧县离我家不远。
我真的很无语，这就是河蟹社会，人家没钱不卖血？难道卖身？

猫(27):如果dang不尽快消除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矛盾迟早会被激化的！

扑(40):是真相吗！？我想肯定不合法的啦~~难道就不能另谋财路！？~~ 几个钱啊！！

扑(46):该死的猫扑，总是暴内幕呀什么的，
看多了这类的，都失望到心死了。。

洗洗睡吧，

一切都是假象，

世界好此美好。。。

洗洗睡吧，

任你爱得深沉，

一切都是徒劳。。

洗洗睡吧，

徒有一腔热血，

夕阳无限好。。。

洗洗睡吧，

任你失望到心死，

明天的太阳照旧升起。。

洗洗睡吧，

何不歌功颂德，

把偷生当本领。。

猫(51):现金社会，穷的人更穷，富的人更富，但是穷人要有骨气，不要灰心，只要你努力，你一定能走上财富的顶端

猫(53):在这个和谐社会里到处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Communistparty表示帮不上忙。

猫(55):现在开放了,这些东西谁会去管呢?又有谁去关注呢?
现在的许多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忙自己的生意,忙自己的工作,没有
过多的精力和能力去光注.有能力有精力的人一般关注不到.

扑(58):这个必须顶上去,
让Social主义见鬼去吧

850-160=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哪去了?

剩余价值的概念存在与资本主义的概念里.

其实课本上说的挺形象的
资本家赤裸裸的剥削,榨干劳动人民的鲜血

扑(62):本来想说“卖什么血啊，每个月把安尔乐挤挤就行”，

又觉得这么沉重的话题，不能这么委琐

后来又想，娘的，这种帖子，根本就不应该发在猫扑，，，

扑(64):我操！和谐社会是不允许出现不和谐的帖子的！！！楼主。。。谁让我们生活在这个神一样的国度里。。。

扑(72):作为郧县人,看到之后很难受

看看我们和谐的天朝吧

我只想说3个字.草泥马

扑(88):这是那年的事了，我现在就在陨县柳陂，冒似还可以，比我们哪里强多了，不过说实话，这边农民的经济来源是靠种菜和桔子，山里边就不知道了，从电视上看到的，确实很穷，同情。

该内容由免费上网日使用手机发表——掌上猫扑3g.mop.com

猫(91):武汉的生物技术很不错的···你没看吗？他们献的血会被制成人学蛋白--也许是某公司和县go-vern-ment达成了什么协议吧，要是按照正常的手续，也不会有这样大的血液需求量，对抽血对象一般也是3个月才能一次，14天抽600cc，那人不得抽死去--。也许又是剥削吧，但是却又实在的养活了一群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致富的方法，这种事情还是会延续下去的，原本也想喊喊和谐的社会，可是想想这些人的可怜，实在说不出口，难受的不是他们的贫穷，是不知他们贫穷的原因···别说贪污什么的···仔细想想吧

扑(92):妈的
和谐社会还有这么不和谐的话题
我代表“为人民服务”的go-vern-ment和中国数以百万的“人民公仆”
对他们说
你们为国家做的够多的了
可以去死了！！！

扑(96):我是坐公交车花1.5来到网吧花2元到猫扑专为你顶起的！！

扑(98):强烈要求鹳狸猿删除此贴，太不和谐了。天朝绝对不存在吃不起饭的问题。在北韩只有金家父子2个胖子，在天朝，除了公务员，全国人民都是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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