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先（女），20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一年级，四川省威远县连界镇四新村8组，回家路线：北京———（26个小时火车）四川成都———（7小时公交车）威远县连界镇———（爬过两座山）四新村，单程路费：大约300元
2004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八，谭洪先20岁生日。那天，她早早起了床，买了一个2元的葱花鸡蛋饼———这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也是她上大学后吃得最贵的一顿“饭”。“每次经过饼摊，我都会算一下日子，因为我答应过自己，要在生日那天自我奖励一下，可以破例吃一回鸡蛋。”1月7日上午，谭洪先说起这件事时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她想起家里的猪养得挺肥，猪食应该营养不错。于是，她背着妈妈，偷偷地给鹅开“小灶”喂起了猪食。
谭洪先家中有姐弟3人，每年快到她过生日前的几个月，她就开始“倒计时”数日子，因为只有到那一天，“小寿星”才可以吃两个蛋，这也是一家人一年中可以吃上蛋的日子。她一直记得妈妈的话，“吃了蛋，就可以圆圆满满地过完这一年。”
但谭洪先10岁生日时，家里的鸡得了瘟疫，大批地死去，只剩下两只鹅。眼见着生日临近，可鹅只会一个劲儿地叫，就是不见下蛋。每天上学前，她都到鹅窝里去找蛋，但每次都只能失望地离开。放学后，鹅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你为什么还不下蛋？”她不解，明明见着公鹅与母鹅形影不离，怎么老不下蛋呢？难道是营养不够？她想起家里的猪养得挺肥，猪食应该营养不错。于是，她背着妈妈，偷偷地给鹅开“小灶”喂起了猪食。可鹅吃了猪食后“不领情”，仍不下蛋。她快被急哭了，缠着妈妈问何时才下蛋。妈妈不急不慢地说，“你10岁时，它肯定会下蛋。”
九月初八生日那天，“奇迹”终于出现了。那天晚上，等了一天的她在鹅窝里发现了一个好大的鹅蛋，那也是那只鹅第一次下蛋。那个生日，她过得很满足，“从那天后，我特崇拜我妈，她果然没有骗我。”谭洪先说。
谭洪先说，“我从没想过那只蛋是妈妈放进去的。妈妈不会为了不让孩子失望而创造惊喜，而且，我们家的条件也不允许。我相信这个蛋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一直这么坚信。”
谭洪先目前才读大一，她知道，大学毕业时她将面对七八万元的助学贷款债务。对此，她很坦然：“穷，没有什么，只要敢去面对。我从来都不觉得穷是件丢人的事。”
谭洪先的爸爸年轻时挖小煤窑，身体长期浸泡在水中而落下风湿性心脏病，现在基本失去劳动力。爷爷早年因同样的病离开人世，而75岁的奶奶在10年前瘫痪在床。家里惟一的生活来源是饲养的家禽和2亩地，而这一切，都由谭洪先的妈妈一个人扛着。妈妈有严重的贫血，好几次都累得倒在床上动不了。即使妈妈这样辛苦，全家不到1000元的年收入还是无法供三个孩子上学———谭洪先有个18岁的妹妹和一个正上高二的弟弟。
虽然妹妹是妈妈18年前从山上捡来收养的，但在她看来，早已是家中的一部分。一到下雨天，家里到处漏雨，姐弟三人一起抬着水桶、粪桶、喂猪用的桶，在屋子里接水。然后，三人并排躺在床上，看爸爸在一边编背篓，倾听雨落桶里的滴答声，享受贫穷缝隙中的快乐。
背篓是三姐弟童年时惟一的玩具。在她的记忆中，大背篓几乎和她个子一样高，一放学，姐弟三人就抢着蹲下，等妈妈依次将背篓放到小小的身体上，然后下山去背柴背猪草，直到天黑时背篓塞得满满的才能回到家中。由于柴很长，遮住了他们的身体，妈妈总戏称，远远地望去，只见三堆柴在移动。回到家，他们累得一躺下就能睡着，直到第二天肚子饿了才想起前一天都没吃晚饭
上大学是谭洪先第一次坐火车。那天，父母送她到村口，她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独自爬过两座山，坐7个小时的公交车，再登上北去的火车，26个小时后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
“当时身上几乎没有多少钱了，挣生活费是当务之急。”谭洪先说，一开学她就四处打听做家教的兼职。学校有个家教部，谭洪先每天“三顾茅庐”，连续两个星期，问得负责联系家教的师姐都烦了。在快断粮的时候，终于得知有一份教初二学生的家教，她正符合条件，但必须得交90元的中介费加上岗证。她当即奔回寝室拿钱，回去却被告知“已经派给别人了”。转过身，她第一次哭了。
3天后，她终于得到了一份家教的兼职，这才续上了饭卡。“身上只要有饭卡，生活就能继续。”她的身上几乎没有多余的钱，一有钱，她就存入饭卡，但只有一次例外。
那一天，谭洪先在电话中问弟弟还有钱吗，弟弟生硬地回答“有”，然后就转移话题。敏感的谭洪先发现，往常弟弟总是缓缓地回答“还有一点点”。她猜弟弟一定没钱了，于是将身上仅有的100元寄给了弟弟。收到钱后，弟弟这才承认他已经几天没钱吃饭了，那天为了不让姐姐担心他才撒谎的。
钱寄出后，她身上只剩十几元钱，又恰巧遇上孩子家长没带钱。这一拖就两个星期，她天天吃馒头。忍到第3个星期，她终于领到了工资，那一天的米饭特别香。
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谭洪先也不愿意向同宿舍的人伸手借钱。谭洪先说：“贫困总会过去，不丢人，我是不想让别人可怜我。”
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对谭洪先的家庭情况知之甚少。因为才大学的第一学期，还没有考过试，但同寝室同学仁君说，“我们都知道，她的成绩肯定很好！”在仁君的印象中，整个宿舍的同学上课抢座位的重任都交给了谭洪先，平时宿舍里也只有她每天坚持去自习，而且她还得为家教课程备课。所以，大家出去玩，她一般都不去。仁君说，谭洪先能安排出时间做这么多事，特别让人佩服。
1月10日是期末考试，这几天谭洪先的课堂笔记本特别“抢手”。谭洪先说自己喜欢学习，总是不知不觉中便自习到熄灯，想起还没为第二天的家教备课，只能抱着备课资料去楼下的英语角，借着那儿的光亮备课。“妈妈说，再穷也要将学业坚持下去。弟弟的成绩比我还好，一定要让他也念下去。”
两个星期前，当同学们都开始订回家的火车票时，她却告诉父母，过年不能回去了。电话那边一直是沉默，父母心知肚明，谁也不忍心将这辛酸点破。
“其实我好想回家，回到家人的身边。现在还不敢告诉弟弟，我怕他分心。”谭洪先说，如果不回家，她将在这里再找一个兼职，以维持下学期她和弟弟的生活。
坚强乐观的谭洪先憧憬着回家团圆的那一刻
一天只吃一顿的人大“才女”
韦艳秀（女）年龄：21，所在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计算机专业大二，家庭住址：广西省河池市都安县地苏乡大定村，回家路线：北京—（火车30小时）南宁—（汽车3小时）都安县—（三轮车40分钟）地苏乡—（三轮车30分钟，或者步行两小时）大定村，单程路费：（学生票）200元左右。
在宿舍，韦艳秀是最节省的学生。同宿舍的王璐很担心韦艳秀，她问韦艳秀，“你不饿吗？”因为不止一次，她发现韦艳秀一天中只吃了一顿饭。而韦艳秀对此只是微笑道：“还好啊！”
每周家教可挣到60元
韦艳秀的家乡在广西的山区，几亩田是家里全部的生活来源。这里根本没有河水，浇地时只能靠自己挖的池塘攒下的雨水。韦艳秀说，家里完全是靠天吃饭。
对于南方来的同学，一般都不太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小小的唇膏往往是包里的必备品。但王璐很肯定地告诉记者：“韦艳秀没有唇膏”。同学万方说，一年多了，她都是穿着从老家带来的衣服，从来没有看见韦艳秀买过新衣服。
受生活条件所迫，除了学习读书和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韦艳秀的时间大都花费在了打工上。到大学后，她基本上不用家里的钱了。因为从入学开始，她开始做家教。每周基本上可以挣到60元，在加上学校发的每月60元补助，每个月总共300元左右的费用，她已经够用了。
除了吃饭，钱全部买书
就这300元，除了吃饭，她全部都买了书。韦艳秀学的是计算机，在文学上，她好像更有天分。在宿舍床头，有一个三层的书架，但计算机的专业书籍并不多，最多的是文史哲。
“有才气”，同宿舍的万方说，“在文学方面，韦艳秀很厉害的”。在学院院刊《信息月刊》担任主编的韦艳秀，在宿舍说话时，经常有一些“诗词”脱口而出。
韦艳秀最喜欢《红楼梦》和《平凡的世界》。《红楼梦》是她心理上的享受，虽然书架上这本《红楼梦》很干净，但已经看了很多遍，已经被磨得很旧。
因为太喜欢《红楼梦》了，她决定要到大观园去看一次。去年夏天，在大观园，她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慢慢比较书中与现实中的不同。在北京的这一年多，她只有这一次是花钱去旅游景点。
本应团圆之时却孤单
去年，为了省点钱，她决定不回家过年。那几天，她一直在做家教。
她平时就跟一位在北京理工大学就读的高中同学在一起。大年三十晚上那天，两人一起在北京理工大学食堂吃饭，7点刚到食堂时，食堂里有一百多人在吃饭，她们两人边吃边聊，吃完一抬头，已经8点多，两人发现整个食堂就剩下几个服务员，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愣住了。第一次远离家乡的她们感到了孤独。
这几天共同的经历，使两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韦艳秀说，团圆之时的孤单，她真的好怕。但今年，经过认真的思考，她仍决定要留下。为的只是明年的花费。
在她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纸条，这是她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睡不着时，趴在床上写的，“回乡心切，父母兄弟姐妹甚为怀念，而两地均相思难享团圆之乐，不为己之不欢，为亲人不能过好年而愧疚不安……”
云南小伙子范厚传舍不得花钱打电话回家，孤独度过18周岁生日
范厚传（男），年龄：18，所在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机械系042班，家庭住址：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仁和镇仁和村玉塘社，回家路线：北京—（火车30小时）贵阳—（长途车10小时）镇雄县—（客车8小时）仁和镇—（走路2小时）家，单程路费：（学生票）500元左右。
没有蛋糕、没有喧闹、没有父母的祝福，范厚传18周岁的生日很平静地过去了。突然，他想起了什么，跑到电话旁，可拿起话筒后，手却迟疑了。“前两天跟家里打电话花了20多块钱，这个月已经超支了。我还要多攒钱回家啊。”范厚传将电话拿起又放下。
范厚传的老家在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交界处，是一个连电视都还没普及的贫困村。范厚传的父亲曾是家里的主劳力，10多年前，在一次挖硫矿时，由于发生塌方，砸断了左腿，落下病根。为了供范厚传读书，没有文化的双亲只有把希望都放在山脊的那3亩旱地和一头猪上。
发誓要做有出息的人
贫穷中长大的范厚传发誓将来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初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顺利考上县城一所高中。每个月，打电话回家成了连接他与家的惟一途径。
“我每次电话只能打到镇上一小店里，由小店的人通知父母第二天按约定的时间来接，我再打过去。”范厚传回忆说。
每次回家，看到父母双鬓渐白，腰弯了，背驼了。他都充满了愧疚感。他认为是因为自己要读书才使得父母如此辛劳。一天晚上，他来到母亲床头，说要放弃学业回家帮忙。母亲却说：“孩子，当娘的哪个不希望孩子好啊，我一把年纪了，只要能看到你有出息，我就值得。”说罢，泪水沾满了母子俩的脸庞。
考上大学珍藏农具
为了分担父母的重担，每年寒暑假，范厚传都会回家帮忙干农活。松土、锄草、播种、收割、背煤，样样都行。
干农活时，他有一套“宝贝”，那是一双胶鞋、一条破补丁裤子、一件由破衣服缝成的无袖衣褂、一个背篼和一把锄头。范厚传说，他每次都穿着这些和父亲一起上山耕田，和父亲一起唱山歌。“今天起来喜洋洋，扛着锄头上山上……”除了唱《毛主席来到咱村庄》之外，一些自编的山歌是父子俩必唱的。
去年7月28日，范厚传终于拿到中国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村里的人都来为他祝贺，感叹这个村终于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他母亲特意奢侈了一回———宰了一只鸡来庆祝。范厚传在喜悦的同时，又担心自己远离家乡，父母干农活会不会太辛劳。
来北京前，范厚传将干农活的衣服洗干净，锄头擦亮，郑重地放在一个包里，并叮嘱母亲一定要保管好。他说：“等我放假了，我还要用这些的！”
作为贫困生，范厚传申请了助学贷款。家里把重要的生活来源———猪卖了，并找亲戚借了一些钱，凑了1000多元，给他当生活费。
在学校里，范厚传每个月的消费控制在200元以内。吃的是素菜、馒头，穿的是旧衣服。他花的最大一笔钱，就是一次与家人通电话花了20多元。那天，范厚传讲了很多他在北京的感受，打了1个多小时。
孤独度过18周岁生日
昨天是范厚传18周岁的生日。在他的印象中，生日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好友的热闹，这都已经习惯了。可没有父母在身旁，却觉得无比孤单。
好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可路费来回差不多要1000多，经济问题无情地打压着他过年回家的念头。
“我过年只想回去看看父母，一家人团聚，然后帮他们做农活……”范厚传的眼里渐渐湿润起来。
西藏女孩才旦央宗四年没有回家，得知母亲离世是在一年后
才旦央宗（女），年龄：24岁，所在院校：中央民族大学数学系大四，家庭住址：西藏阿里地区嘎尔县扎西岗乡第二村，回家路线：北京-拉萨（不通火车，只能坐飞机），单程路费：（学生票）1700元。
母亲去世一年才得知
“父亲的牙齿可能掉光了吧。”才旦央宗说。自14岁她小学毕业离开家乡独自去太原上初中，外出求学长达10年间她只回过两次家。2000年回家那次，她发现父亲变老了，皱纹多了，牙掉了……
而初中毕业的那次回家更让才旦央宗哀伤。当她带着送给母亲的礼物兴冲冲地赶回去时，得到的却是母亲已经病逝一年的噩耗。“母亲能歌善舞，我走时她还非常健康。”
对于母亲的病逝，父亲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们都尽力了……你路太远了”。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才旦央宗和父亲对原因都避而不谈。
她还能清楚的回忆起，她第一次离家时，母亲将她送到村子口时的眼泪和嘱咐。“没有母亲的家里空荡荡的。”母亲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才旦央宗说，晚上睡觉前，她习惯于为母亲念上一段经文，“她在世时，我为她做的太少了。”
没有春节团聚的记忆
才旦央宗还有一个姐姐和弟弟，他们也和才旦央宗一样，外出求学之后，就很少回家。在才旦央宗的印象里，没有全家团聚过春节的清晰记忆。只记得她14岁时，和父母过了一次新年，可那时姐姐还在外地上学，那时一家人穿着民族服装，一起跳舞，那是她有生以来最美好的回忆。
才旦央宗的家乡在西藏阿里地区嘎尔县扎西岗乡第二村。仅从阿里到拉萨一段就需要乘坐7天的汽车。才旦央宗全家的生活都靠父亲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两千多元。从北京回家的路费，基本上就是父亲全年的收入。
现在，她父亲已经搬到拉萨，和才旦央宗的叔叔一起居住。弟弟和姐姐也离拉萨不远，这几年的春节，他们都可以在一起庆祝。新年做咕嘟吃，是藏族的传统，咕嘟里包着纸条，上面写着对来年的祝福与预测。尽管才旦央宗远在北京，但姐姐一定会为她专门准备一碗，帮她打开里面的纸条，再用公用电话告诉她。
为过年回家攒钱4年
才旦央宗说，今年的藏历年为2月8日，这是她们藏族最大的节日。她说，每次过藏历年都特别想家。平时她会常用藏文给家里寄信，父亲不懂汉语，但因邮寄不便，她却收不到来自西藏家里的回信。
家里也没电话，连亲人的声音都听不见，她感到特别难过，“现在马上要毕业实习了，这次一定要回家”。
才旦央宗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由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承担，学校在节日里都会给不回家的学生发5元左右的过节费，春节的过节费是30至50元不等。才旦央宗都攒了起来。为了筹集回家的路费，平常除了吃饭，她几乎没有别的开销。
才旦央宗说，她将来打算在拉萨工作，“母亲如果最后和我说上一句话，一定是希望我好好照顾父亲和弟弟。”
怎么这样？我的签名呢？
“这鞋30元，是我最贵的一双”
黄朝清（女），年龄：21岁，所在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大一，家庭住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天宫村，回家路线：北京———26小时火车（成都）———汽车近1小时新都区木兰镇———（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家，单程路费：130元左右。
“鞋很暖和。我侃价的功夫还不错，开价要90块呢。”黄朝清掩饰不住得意地说。她的脚上是一双棕色休闲鞋，30元，“这也是我20年里穿过最贵的一双鞋。”
不到10元撑过一礼拜
1月7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黄朝清穿着一件有些肥大的白色薄棉外套，一条浅色牛仔裤，一副紫边框近视眼镜，给人的感觉很秀气。
“外套是邻居阿姨送的。”黄朝清说，脸上笑着。“她一直都这么开朗”，和她同宿舍的同学说。在她们眼里，黄朝清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闲暇时间还会和她们一起逛街，只是从来不买东西。
“北京的东西太贵了。”黄朝清说。半年前她来时，身上只带了100元多一点点。
到校第一天，办饭卡就用了100元。买了个洗脸盆和一双拖鞋后，黄朝清身上还剩了不到10块钱。“我从家里带了牙刷、杯子和毛巾，其他的洗浴用品都没有买。”
没有暖水壶，她只能向宿舍同学“借”水喝。黄朝清用了一周的时间，在学校附近找到一处小商品批发市场，她发现这里的东西比较便宜，才买了自己的暖水壶。
过年向邻居借米吃
黄朝清的父母均在家务农，每年就指望一亩几分地粮食换来的收入。“家里缺钱就打米卖。”她印象中，自己刚考上当地的国家级重点中学新都一中的那一年，家里不停地把谷子打成大米，拿去卖，让她交足学校的各种费用。“过年时，米都卖光了，只能向邻居借米吃。”
黄朝清说，父亲在30多岁时，一次干活导致左肩关节脱臼，从此，一干重活左肩和左手腕的关节便脱落臼。
10岁那年，村里统一翻新住房，家里因此欠了很多钱。大夏天，小小的她跟在爸爸后面，推着木板车回收废旧物。“感觉很好玩。”
她小时候，记得母亲总是背着她刷牙，因为母亲患了面部骨瘤，颧骨被切除，牙也全部换上了假牙。“妈妈的鼻子和面部是连起来的，流鼻涕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不能出去打工。”
卖猪凑了1000多元学费
黄朝清说，自己现在每个月的伙食费不到200元。“我不太喜欢吃肉”。但她说，在中学读书时，她每个月回家一两次。“我回家时，家里会割一两斤猪肉。”
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她才知道自己的成绩。她没有去查过分，因为“高考查分卡要25块钱一张。”她以640分的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录取，比班里的第一名仅低一分。父亲把家里养的三头猪卖了，为她凑了1000多元学费。可学校的学费是6670元。
黄朝清说，妈妈当时曾哭着问她：“家里没有钱，你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会不会怪妈妈？”说到这里，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眼睛看着远方。
几十秒钟后，她把眼神收了回来，对记者笑了一下。“我怎么会怪他们？我爸妈已经尽力把他们最好的带给我。”由于高考成绩优秀，新都区政府给黄朝清奖励了9000元奖学金，除了交学费，她很少用这笔钱。
入学之后，学校根据她的学习成绩和生活情况，给她颁发了国家二等奖学金，她有了4000元的生活费。但她把钱都攒了起来。“还有四年，要读书，还得生活。”
去年11月，她开始在周日兼职做家教，每小时30元，每周两小时，一个月下来，生活费就有着落了。这次学校集体订回乡火车票的工作已经结束，黄朝清没有订票，“因为回家的火车票好像要110多块，太贵了。”说到这儿，声音低了下去。
她想趁寒假，再找一份兼职，挣到下学期的生活费。“我想给家里寄点钱。”
陈凤仙是个爱笑的女孩。但说起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辛苦，她落泪了
陈凤仙（女 ），年龄：19岁，所在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二，家庭住址：河南省鹿邑县涡北镇张柏坟村，回家路线：北京———（9小时火车）安徽亳州———（小公汽1小时）河南鹿邑县———（公共汽车15分钟）张柏坟村单程路费：（学生票）150元左右。
“如果我过年不回去，家里就没支柱了”，陈凤仙轻轻地说，笑容凝固在了脸上。这是1月7日，还有8个月，她才满20岁。
去年过年，因为要做一份家教，陈凤仙大年三十那天才回到河南老家，一进门就看见妈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叫也不应。
“当时很害怕，特别害怕，怕妈妈也像爸爸一样永远也醒不了了。”妈妈最终还是醒了，看见女儿愣在自己面前，妈妈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哭着说：“妮儿啊，你怎么才回啊……你吃饭了没？
吃饭了没……“陈凤仙不知如何回答母亲的问题，扎在母亲怀里一同大哭。
然而，在家里呆了不到一周，陈凤仙又匆匆返回学校。因为还有家教要做，如果不做，就意味着生活费和下学期的学费都没有着落。
“爸死的时候我还不懂得哭”
陈凤仙是国家一等奖学金获得者。她说，一直很感激父亲，“多亏了爸我才能读上书，但还没上第一课呢，爸就去世了”，陈凤仙说。
“六岁那年家里没钱供我上学，妈妈让我在家看弟弟，后来爸偷偷带着我去学校报名。”陈凤仙说，她只记得父亲是死于车祸，“有时候会想，这可能是假的，是做梦，一觉醒来爸爸就会回来……”
“爸死的时候我还不懂得哭”，陈凤仙的眼泪滑落下来。
陈凤仙说，父亲死后，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不能种地，就开了个小卖部。她记得，从7岁起就一直给家里的小卖部算账。由于收入太少，母亲曾好几次让她退学。“但我不恨她，妈妈是最好的妈妈。”母亲因为担心改嫁后孩子会受气，便一直带着陈凤仙和另外三个更小的孩子过着单身生活。
“爸死了以后，村里就总有人欺负妈妈和我们。”
陈凤仙说，好多次看见妈妈一个人躲在房里偷偷地哭，她过去问妈妈怎么了，妈妈就抱着她哭，“我就知道妈又受委屈了。”
读到小学五年级，陈凤仙的家里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妈妈坚持让她退学，无奈之下，陈凤仙也答应了。
“过年的时候，班主任突然到我家来了，给我送来了下学期的课本，不用我交书本费了，妈妈终于又答应让我上学了。”当时班主任给她送来的全都是上一届学生用过的旧书。在这些旧书的伴随下，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学，并被学校破例免去了学费，得以念完高中。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片叶子”
陈凤仙用“leaf（英文，叶子）”这个词命名自己的电子邮箱，她解释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片叶子一样飘飘摇摇。
“高考结束后我便开始在县里跑各种证明和手续。”2003年的高考过后，得知自己被北方工业大学录取，陈凤仙就开始为获得贫困生的特殊补助奔波。
“我谁也不认识，问哪个部门人家都不爱搭理我，那十几天每天都在县里来回的瞎跑。”家里实在没有钱再供她读大学。
开学时，她怀揣着东拼西凑的4000多块钱来到了北方工业大学，学校根据她的情况允许她缓交学费。
“陈凤仙这孩子学业特别优秀。”北方工业大学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孙素杰老师告诉记者，去年10月份陈凤仙获得了6000元的奖学金。“我想拿到奖学金就先把欠学校的学费还了吧，欠学校的太多了。”陈凤仙这样安排她的奖学金。
“大家对我很好，我挺幸福的”
记者无意中发现，不到20岁的陈凤仙头上竟然有了白发。提及这一点，她转过脸去，“事儿太多太难了，可能是愁的吧”。
除了学费，陈凤仙还要考虑自己的日常开支，以及家里人的生活费。“有一次被骗了，简直雪上加霜。”入学后，学生办公室的孙老师便帮陈凤仙找了份家教，虽然因此缓解了经济压力，但陈凤仙知道自己还需要更多的钱，不停地找各种兼职。
去年暑假，陈凤仙自己到一个家教公司去找工作，按照家教公司的要求她先交了100元的中介费，而至今也没有因此而获得一份工作，那家公司不久后也销声匿迹，陈凤仙半个月的生活费就这样没了。
“但北京的好人还是挺多的”，陈凤仙笑了。她告诉记者，上大学之后她没有买过一件衣服，所有的衣服全是宿舍里的同学送给她的，现在身上穿的羽绒服则是当家教时辅导的那个孩子送给她的，“他们对我都特别好，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她很活泼开朗”，孙老师告诉记者，陈凤仙还是学校自强社的副社长，能歌善舞，自强社组织活动，她几乎都参与组织，还表演节目。
学校的活动之外，陈凤仙目前同时打着三份工。她说，有时候会觉得支持不住了，“一想起家，想起妈妈，想起将来，就又振作起来”。
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悲喜交加
如今，家庭富裕的孩子考上大学后欢天喜地，而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则悲喜交加。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农家子女考上大学后，一家人便为交出巨额学费四处借债，有的变卖家产，有的甚至背上民间高利贷，生活处境凄惨。
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短岔村一组村民马宗保（回族？）有4个孩子，其中3个上大学，1个上小学。目前，这个在当地曾经富裕的农户因供养孩子上学，已欠债5万多元，并外借民间高利贷1.5万元，仅利息已累加到9000多元，还被人起诉到法院。马宗保家位于西吉县城郊，过去经商家底较殷实，现在在当地屠宰市场打工，一天挣10块钱维持生计，家有一亩八分山坡地，吃粮困难。他提起供子女上大学的艰辛时，欲哭无泪。
马宗保指着砖墙外的两间房子说：“我供孩子上大学卖掉了这两间房子仍然还不清外债。”（摄于2004年11月6日）。
武开莲展示资助她女儿上大学的49人名单（摄于2004年11月8日）
固原市泾源县六盘山镇贫困农民柳国仓今年72岁，老伴武开莲64岁，他们的女儿柳武妹上中学后，老俩口便过上了拣破烂、挖药材的生活。老俩口缩在土炕上，房里没有火炉，家徒四壁，冰冷如窖。柳国仓说："现在娃儿上大学花销大，家里没钱买煤。"走进厨房，地下放着4袋粮食，其中两袋还是种子。偏房里放着一个装有100多个塑料瓶的袋子和几捆破纸箱。柳国仓老汉说："这些破烂可以卖30多块钱。"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一个墙角堆着一些干木柴，这是柳国仓老汉拣来取暖过冬的。
一年收入500多元，柳国仓说："这点钱娃儿上中学时都不够花，上大学就差得太多了，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供娃儿上大学。"据了解，柳国仓女儿上大学带的7000多元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由固原军分区干部、战士，以及当地职工共计49人捐助的。
46岁的牛兴霞8年间靠补鞋供养孩子上学
海原县兴仁镇王团村，46岁的牛兴霞8年间靠补鞋供养孩子上学的事远近闻名。但当大儿子尚立伟去年考上北京交通大学桥梁设计专业、二女儿尚立红今年考上合肥工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后，她与老伴尚述武便走上苦难的生活历程。仅为大儿子凑足当年5800元学费，老俩口四处奔波，找亲戚朋友借钱，总算让儿子进了大学校门。今年，她的二女儿尚立红又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通知书上写着交学费5500元，原本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却把老俩口愁坏了。
牛兴霞说：“娃娃上学年年要花钱，我先后到兴仁镇信用社，海原县人民银行、农行办贷款，根本没门，一分钱贷不上。”如今，老俩口变卖家产后来到县城打工度日。牛兴霞说：“我在街头补鞋一个小补丁才挣了3角钱，还要讨价还价。一天挣三五块钱，只够交房租费和水电费。”她的老伴尚述武在海原中学打扫卫生，每月挣300元钱，还供着小儿子读初中。牛兴霞说：“咱庄稼人供娃娃上大学太难心，有苦水就往自己肚子里咽。”
一大学生一年8.35元饭费
因家境贫困，每天到学校食堂捡剩馒头充饥，年消费不过10元。昨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贫困生的境遇牵动全校师生的爱心。
刘维(化名)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读学生，家境贫困，学院每月给她140元的困难补助，但她为了攻读“双学位”，竟舍不得花一分钱。她每天到食堂捡剩馒头以饱三餐，长达两年之久。据其饭卡消费记录，2004年一年，她才花了8.35元。
最近，该女生的情况才被食堂职工发现。目前，学校相关部门已决定为该女生免费提供一日三餐直至毕业，同时在食堂为其安排勤工俭学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