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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rce：科学家与逻辑学家
文章类型：逻辑学 文章加入时间：2004年12月12日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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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rce：科学家与逻辑学家
发布时间： 2003-5-11 作者：张留华
摘要： C.S.Peirce是美国杰出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以科学家作为职业，却常常又声称科学研究是为了逻辑目的，喜欢把自己塑造为逻辑学家。另一方面，他把逻辑学视为科学，丰富的科学经历刺激了他在逻辑学领域的诸多创造性贡献。实际上，考察他的研究道路为我们从事推理工作的科学家和从事推理研究的逻辑学家都提出了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Peirce；科学家；逻辑学家；科学；指号学；化学概念

中图分类号：B81-095 文献标识码：A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悲剧”〔1〕，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也是美国至今产生的最有创造性、最具多才多艺的伟大思想家。他广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而且这里的许多领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倡导者、先驱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评价：“毫无疑问，他是十九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2〕而当代在世哲学家H.Putnam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3〕。

虽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极为广阔的视野，但当今学者所公认、Peirce本人也承认的他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却是科学和逻辑学。科学和逻辑学是Peirce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他在大学毕业后决定他一生将做什么时曾犹豫不决的两种选择。但在其学术兴趣上它们是他的孪生子，二者在理论联系上常常是融为一体，成为Peirce最倾心关注的焦点。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Peirce整个哲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科学和逻辑学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标。把握他的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考察作为科学家的Peirce与作为逻辑学家的Peirce之间的某些联系。



1 科学家职业、逻辑学家志向



从实际从事职业来看，Peirce是位科学家，包括化学家、大地测量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实验心理学家等等；同时这也是他谋生的门路，是他最早获得学术名声的领域。

成为一名科学家，Peirce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父亲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学氛围的家庭，特别是其父亲Benjamin Peirce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Perkins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Peirce从小由其父亲教授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其聪颖智慧深得父亲欣赏。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亲影响，尤其是在父亲1880年去世之后，他极想遵照父亲遗愿而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此专注于科学研究。

在Peirce十几岁时，他已经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学实验室，并写出了《化学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继承了他叔叔的化学和医学图书馆。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安排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后来改名为海岸和地质测量局）野地考察队作为临时助手学习锻炼了一年；而同时他私下跟随哈佛动物学家Louis Agassiz学习分类学方法。1862年进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学研究所，并于1863年毕业获得化学理学士。其间于1861年他再次进入海岸测量局，但这次是作为长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办公室；1867年父亲成为海岸地质测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为副手（Assistant），职位仅次于主管；他的这一职位上一直持续到1891年12月31日，时间达24年半之久。从1872年11月开始，他又负责钟摆实验；在1873—1886年间他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站点进行钟摆实验。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为圣劳伦斯能量公司做顾问化学工程师。

同时，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气象台从事观测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环食和两次日全食现象的观测者，还负责使用气象台新获得的天体光度计。1871年其父亲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横跨大陆的地质测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职业的大地测量员和度量衡学家。

Peirce 生前虽只出版过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光测研究》(1878)），为《the Nation》杂志撰写的短评、书评现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编辑出版的《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测局和哈佛气象台的诸多贡献已经为他（也为这两机构）在很年轻时就赢得了国际（特别是在欧洲）声誉（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测量局任务到欧洲考察，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极力主张扩大科学界的国际联系）。Peirce于1867年成为美国文理学院的常驻会员，1877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成员，1880年被选为伦敦数学学会成员，1881年被选进入美国科学进步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Peirce已被认为是采用光波长来测定米制长的先驱。

然而，尽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专职于科学职业，并有广阔的前景；并且事实上，他也是由化学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但与逻辑学相比，它们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点。

从理想志向来看，Peirce视逻辑学为其天职。早年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时就认为康德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要超越康德体系，必须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他声称在12岁时已经除了逻辑别无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逻辑史图书馆，他是近代以来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纪逻辑的一位逻辑学家。他自己说，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全身心贡献于逻辑学的人，并声称他是终生的逻辑推理学习者。1906年他在美国《WHO’S WHO》中把自己命名为一名逻辑学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为田园逻辑学家、逻辑学隐士。与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学职业相比，Peirce之所以热中于当时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的逻辑学，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既定学术目标的追求：要发展一种有前途的逻辑。他对于逻辑的执著和热情，使得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科学。

年仅二十几岁时，Peirce就开始在哈佛和Lowell学院作关于逻辑学的演讲；从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质测量局职位的同时，他作为Johns Hopkins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学院）的兼职逻辑学讲师（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获得的大学职位），并在这期间出版了他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逻辑研究》(1883年，Peirce主编)。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在1901年，他为Baldwin的《哲学心理学辞典》撰写了大部分的逻辑学词条。

虽然Peirce只有短暂的学院生活来传播他的逻辑理论，但在他那个时代，Peirce已经是一位国际性人物。在五次访问欧洲期间，虽然他是作为科学家去考察，但不仅碰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也会见了当时知名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De 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还与Cantor、 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着通信关系。1877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W. K. Clifford评价“Charles Peirce. . .是最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是自Aristotle以来已经为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个人，那另一个是George Boole，《思维规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学者不断发掘出的Peirce的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贡献更是值得重视。一般认为，他早期主要是作为一名布尔主义者（Boolean）从事代数逻辑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图表逻辑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图表系统和价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种关系逻辑记法，源于对Boole逻辑演算的扩充”是现代逻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第一次试图把Boole逻辑代数扩充到关系逻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 Begriffschrift 早两年）多元关系逻辑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经发展了量化逻辑的完全的句法，与直到1910年才出现的标准的Russell-Whitehed句法仅仅在特殊符号上有点不同。

在对于数理逻辑贡献的广泛性和独创性方面，Peirce 几乎是无与伦比。与逻辑主义学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他创造了十多个包括二维句法系统在内的不同逻辑句法系统。把实质条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为“—<”）引入了逻辑学，比Shaffer早40年发展了Shaffer竖并仅仅基于这一算子发展了一完全的逻辑系统。还独立地系统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过早地意识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术。在Johns Hopkins 大学教书期间，Peirce开始研究四色图猜想并发展了逻辑和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图论之间的广泛联系。

我们看到，Peirce不仅是有着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在二者关系上，首要的一点是：他承认自己热爱科学，但坦言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他的逻辑；因为逻辑的研究需要从各种特殊科学（还有数学）的实际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而决不是仅仅从逻辑书籍或讲课中背诵、记忆和解题；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正是为了逻辑之全面概括，由它们获得的材料形成了逻辑学的基础和工具。实际上，这种前后的“从属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为科学家的收入来维持从事逻辑学研究的时间。



2 逻辑学作为科学



虽然上文表明逻辑学家Peirce与科学家Peirce之间有近乎目的与手段间的主从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它们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关系，那就是：逻辑学也是科学。很显然，这是Peirce长期的实验室经历已经使得他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有问题（他有时的确称自己为“实验室哲学家”）包括逻辑学了。

我们首先看，科学在Peirce那里意味着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科学界之外的人都习惯于把科学视为特殊种类的（主要是指系统化的）知识，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科学作为认知的方法，但他强调这种方法一定要是科学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识开始于怀疑，为了寻求确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要解决（settle）怀疑，一般解决怀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觉倾向）、信忠团体的方法（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社会团体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对于某特别个人或机构的尊重之感情）等；但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观的方法，它们往往只通过怀疑者自己的行为、意愿来选择信念，缺乏足够的证据。而真正客观的方法只有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从经验出发基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的合作去寻求真理（TRUTH）或实在（Reality），这也正是科学活动；最终的真理性认识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实际的探究者所发现，但只要是遵循这种方法、运用先前的结果，最后都必定会一致达到真理的。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经典性论文《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与后来James版本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实上? 鏟eirce所指出的，实用主义不是什么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Peirce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才能形成一个实验计划；逻辑就是对于解决怀疑的客观方法的研究，是对于达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科学人”。现代科学之优于古代之处也正在于一个好的逻辑，健全的逻辑理论在实践上能缩短我们获知真理的等待时间，使得预定结果加速到来。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思想更为成熟的阶段是把逻辑学的科学属性放置于指号学（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虽然这种处理与以上把逻辑学视为科学方法之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逻辑学就是指号学或关于指号的理论，仅仅是指号学的另一个名字。〔5〕它包括三个部门：批判逻辑学（ Critical Logic），或狭义上的逻辑学，是指号指称其对象的一般条件的理论，也即我们一般所谓逻辑学；理论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是指号具有有意义特征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理论修辞（Speculative Rhetoric），又叫方法论（methodeutic），是指号指称其解释项的一般条件的学说。〔6〕这种划分可能受中世纪大学三学科：语法、辩证法（或逻辑学）和修辞的课程设置的影响，指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于中世纪后期所理解的逻辑的现代化版本。而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是，Peirce把指号学视为经验科学、观察科学。推理就是对于指号的操作，观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号学同其它经验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们实验操作对象不一样，在于其它科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实际上是什么”而逻辑科学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经验科学，根据经验学习的科学人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可错的即准必然的（事实上，任何逻辑必然都只是相对于特定推理前提而产生必然的特定结论）。

更进一步，Peirce把狭义上的逻辑学(logic exact)分成假设逻辑（abductive logic）、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三部分。显然这比传统逻辑上演绎（必然的）、归纳（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内容。Peirce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于Aristotle三段论基本格研究的结果，他认为Barbara集中表现了演绎推理的本质，而作为特殊的演绎三段论Baroco（把Barbara中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如果把它们的结论考虑为或然性的，则分别相应于假设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和归纳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显示出了逻辑学与科学的最合理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演绎逻辑也即数学的逻辑，而假设逻辑和归纳逻辑主要就是科学的逻辑。在演绎逻辑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他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把归纳和假设（Abduction）同演绎一起坚固地和永久地确立在逻辑概念之中。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假设、演绎和归纳先后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方法，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学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设放在首位，作为科学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假说。假设是为解释违反规律（或习惯）的意外事实而产生假说的过程，它能产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视为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动的中心。但这种假设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假说必须要经过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来解释（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说即得出预言；再后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果是否成立来证实或否证那些假说，即决定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连续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假设是从意外事实（surprising facts）推到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是从假说前提推到相应结论，归纳则是从实例到一般化概括。经过这样的科学探究，我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将能不断接近真理。



3 逻辑学中的化学概念移植



为更具体地论述Peirce的科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此可谈到Peirce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向逻辑学研究的成功应用，这突出表现在化学上。因为化学是Peirce的大学专业，也是他进入整个经验科学的入口。

逻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领域，事实上从近代以来，就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我们在此谈到的化学概念应用作为整个自然科学概念推广中的一例其实也是Peirce为发展逻辑学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极为倾心的存在图表逻辑构想正是基于化学图表原理（可能还有拓扑学方法的启发）。存在图表是Peirce在其指号学背景下对Euler图和Venn图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在自然、直观、易操作上要远胜于代数方法（包括标准的Peano-Russell记法），因为我们心灵的思想过程被同构地展现在推理者面前，对于图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学（和物理）实验中对于实物的操作。化学家把这样的实验描述为向自然（Nature）的质疑，而现在逻辑学家对于图表的实验就是向所关涉逻辑关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个例子，现代逻辑（可能从《数学原理》开始）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命题和命题函项（或有时称为闭语句和开语句）原本就是来自化学中的“饱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饱和”概念。Peirce用黑点或短线来代替语句中的“指示代词”（即逻辑中的自变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这样的形式，它们分别被称为关系述位（relative rhema）（区别于像系词一样的关系词项）和非关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谓词（谓词是几元的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选择去分析命题）。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题，并坦言“述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带有未饱和键（unsaturated bonds）的化学原子或化学基极为相似。”〔8〕然而不无意外，我们发现同时期欧洲大陆的Frege也正在独立地从化学概念得到逻辑研究的灵感。他把诸如“……的父亲”的函项记号称为“未饱和的”或“不完全的”表达式，以与专有名词相区别。〔9〕

另外一个例子是Peirce提出的价分析（Valency 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显示出的，它同化学中的化合价概念密切相关，Peirce所使用的词语Valency直接源于化学中的术语Valence即化合价。价分析是Peirce在图表化逻辑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图表（Existential Graphs）之外创设的另一种二维表现法。其中，显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组合与“化学离子”的组合相比拟，如他采用类似“●——”这样的结构表示带有“开放端（loose end）”(即黑点后面的横线)的实体，即谓词；这就是化学中离子结构的简单变形。由于它们的开放端导致的“不稳定”（正像离子本身不稳定一样），开放端之间就可能连接起来形成共同“键”（bond）。如 “●—— ”同“ ——●”可形成“●——●”样式的新结构〔10〕。正是利用这样的离子组键技术，Peirce成功证明了其著名的化归论题，即对于三元以上关系都可化归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关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却不能化归。这一论题是他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坚持的三分法原则的逻辑证明。



综观Peirce的科学家经历和逻辑学家志向，Peirce把逻辑学视为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又把逻辑学理论指导、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作用。而更为突出的，他的逻辑贡献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他的逻辑独创往往也是其科学研究经验的启发性建议。笔者以为，研究Peirce的这些方面，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传统逻辑就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败，科学家非逻辑学家或逻辑学家非科学家都不能胜任于对科学推理的分析工作），因为拓宽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必将能加强逻辑学家对于逻辑科学的贡献能力；同时科学家要想更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应了解逻辑学，但是前者在当前学术界值得特别注意。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不再仅仅是数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特别是初创时期）所证实的。



参考文献：



〔1〕库克. 现代数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61.

〔2〕罗素. 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76.

〔3〕Hilary Putnam. Peirce the Logician〔J〕.Historia Mathematica , 9（1982）. 292.

〔4〕Max Fisch. The Decisive Year and Its Early Consequences〔M〕.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Vol.2).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Introduction.

〔5〕〔6〕〔7〕〔8〕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 (Vol.1-8)〔C〕.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58. 2.227，2.93，4.530，3.421.（按照Peirce文献的通常标注法，这里如“2.227”的记法，小圆点前面的数字为卷数，后面的数字为节数）

〔9〕威廉·涅尔，玛莎·涅尔. 逻辑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624.

〔10〕Robert Burch. Valental Aspects of Peircean Algebraic Logic〔J〕, Computers Math. Applic, Vol.23, No.6-9, 1992. 665-677.



Peirce：The Scientist and Logician


Abstract: C.S.Peirce is an outstanding American scientist and logician. He worked as a scientist. However he claimed that his research into various sciences is for the purpose of logic, and he would like to describe himself as a logician. On the other way, he thought of logic as science, and the long-perio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stimulate most of hi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logic. Actually, the consideration of Peirce’s approaches in research provided a good suggestion for both the scientists who used extensively the reasoning methods and logicians who investigate s pecially the reasoning.

Key Words: Peirce; scientist; logician; science; semiotics; chemical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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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逻辑性质及走向的思考

法律逻辑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一课题？这是国内法律逻辑学界迄今仍感困惑的问题。近年来，笔者翻阅了法学家、特别是法理学家们的有关论著，有所启迪。笔者也谈谈自己尚不能称上成熟的见解，以供讨论。

一、国内法律逻辑研究回顾

众所周知，我国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为时并不久远；就连"法律逻辑"这一名称的出现，严格说来也只不过是80年代初期的事。在此之前，特别是60至70年代中期，那时既无法制可言，也几乎没有逻辑的立身之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法律逻辑"。

在我国，法律逻辑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是在对国外法律逻辑研究状况知之甚少、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起步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更好地发挥形式逻辑（普通逻辑）知识的应用效力而萌发和兴起的。由于它一开始就被定位在逻辑知识应用的角度上，而且，对"逻辑知识"的理解又显得偏窄，因此，我国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难免使人有点"先天不足"之感。

在此不妨简略回顾一下历史。

大家也许还记得，早在70年代末期，由于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精神的鼓舞，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生机。在这样的氛围下，逻辑界特别关注的自然就是国内逻辑科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一些学者基于逻辑学的发展必须着眼于它的应用这样的角度，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的具有现代化内容的逻辑学，还要研究为法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军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教育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以及结合自然语言的逻辑学等，以满足各类人员对于逻辑的需要。"[注1]与此同时，加强民主与法律建设的问题，也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被提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法战线的一批关注逻辑学的发展、热心于逻辑研究的同志，意识到紧密结合司法实践探索法学领域逻辑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且也为此作出了努力。无疑应当肯定，在法律逻辑研究的初始阶段作出的这些努力，不但为逻辑学应用性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帮助司法人员学习和应用形式逻辑知识方面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正是由于人们作出的这些努力，才使得"法律逻辑"这一名称的影响得以扩展。

然而，也不必讳言，这样的研究还终究是从如何应用形式逻辑知识的角度出发的：表现在成果的内容上，基本上是运用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则来解说司法实例；表现在有关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作用的评价上，也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从逻辑知识与正确思维的关系、特别是与办案过程中正确思维的关系方面给以说明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第一本以"法律逻辑学"命名的教材中，更是清楚明白地把法律逻辑看作就是形式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的应用，说"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应用性质的形式逻辑分支学科，它的任务在于把形式逻辑一般原理应用于法学和法律工作的实际，探索在法律领域应用形式逻辑的具体特点，因此，法律逻辑学并没有与传统形式逻辑不同的特殊对象，研究的还是属于思维领域的现象。"[注2]这样的定位，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对法律逻辑研究的思路，使得我们的研究视野不宽，以致在结合司法实践时就不敢"超越"形式逻辑的界限；甚至为了套用固有的逻辑模式来解说司法实例，不惜削足适履，如同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和逻辑学教授赖尔批评指出的那样："把任一有效的推论以这样或那样的改写方式化归为某一种预定好的模式，把每一错误的推论化归为一种设计好的笑料，这样做虽然很自然，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也是极端错误的。"[注3]再加上我们逻辑界一些同行，"由于自己的逻辑视野不够广大，只承认自己熟悉的某一种逻辑，"[注4]这就更使得法律逻辑的研究难免束手束脚，唯恐不合这些人头脑中的"逻辑"标准而被指责为"非逻辑的逻辑"。这显然不能不说是法律逻辑不恰当定位的结果。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把法律逻辑的研究定位在形式逻辑知识的应用上，而形式逻辑侧重研究的又只是思维的形式结构，这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种研究的实践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前苏联一位颇有影响的法学教授库德里亚夫采夫的如下论述，耐人寻味。他在《定罪通论》这部著作中，一方面也象我们通常所作的说明那样，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强调了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中的作用，写道："逻辑学对于法学，特别是对于定罪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大概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会象在法的领域那样，由于违背逻辑规律，造成不正确的推理，导致虚假的结论而引起如此重大的危害。推理的逻辑性，在侦查和审理案件时严格遵守正确的思维规律--对于每一个法律工作者是基本的不可缺少的要求。"[注5]可是，当他在分析了定罪的实际过程后，却又作出了与这一观点不完全协调的如下论述："与违反推理本身建立的规则有关的错误，在关于定罪得出的结论中极少碰到。这不奇怪：推理的逻辑形式非常简单，可以说是原始的。""逻辑形式这一简单的性质，明显是解决定罪问题时某种轻视逻辑学意义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如果逻辑学全部意义归结为建立古典的三段论基本的蕴涵，那么，从对它的这种运用来看，裨益不大。定罪时，主要的困难不在于从两个现成的前提中做出结论，而在于解决为了建立推理恰恰是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前提。建立三段论的规则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注6]实践证明，如果仅仅从形式逻辑知识的应用角度，只是"逻辑加案例"式的说明，这样的"法律逻辑"并非司法工作者真正需要的逻辑，其实践意义虽然不可完全否定，但至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二、法学家们的观点

"法律逻辑"这一名称，虽然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还不久，但在西方一些国家却早就成为法学家（而不是逻辑学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探讨法律逻辑的性质和走向时，参考一下法学家们的论述不是没有意义的。

按照法学家们的说法，所谓法律逻辑是指法律适用的逻辑。而法律之适用，就是"将待决案件事实置诸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注7]它是法官或律师将一般性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过程中，论证判决之所以正当或不正当的一种技术，是"供法学家、特别是供法官完成其任务之用的一些工具，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注8]

如众所知，逻辑学皆以研究推理为己任，法律逻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推理。因此，对法律逻辑的性质、作用等等方面的分析和评价，也就同对法律推理的分析和评价相联系；在西方某些法学家的著作中，甚至"法律逻辑"与"法律推理"被视为同义语。

"法律推理区别于其他推理在于它所关注的是法律行为。在18和19世纪，许多西方法学家把法律推理看成逻辑三段论[注9]的运用：法律规范被视为大前提，某一案件的事实被视为小前提，法院判决或某一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被视为结论。"[注10]不过，这种机械的法律推理观念，亦即"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只能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规作三段论的逻辑操作"[注11]的观点，在19世纪末期、特别是20世纪初期，就遭到了各种法学派别的批判。因为，在法学家们看来尽管将一般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总的可看作一种演绎过程，但是其推论活动却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事实认定方面，适用法律也往往是颇费踌躇的，究其理由，或者成文法的条文语意暧昧、可以二解，或者法律规范之间互相抵触、无所适从，或者对于某种具体的案件无明文，或者墨守成规就有悖情理、因而不得不法外通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注12]而且，"即使在法律原文明确的场合，法律家也不可能像一架绞肉机，上面投入条文和事实的原料，下面输出判决的馅儿、保持着原色原味。"[注13]因此，法律推理不是简单的形式逻辑推理的观点，已成为法学家们的共识。具体来说，其原因在于：

首先，在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而得出裁决、判处结论的活动中，"在法的推理和言论中，法律家通过其角色活动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迄今为止仍然是逻辑演绎。"[注14]然而它只是总的表现为一种"演绎论证模式"，而不是现行形式逻辑教材中的任何一种演绎推理形式。这种演绎模式，在拙作《审判逻辑简论》中将其刻划为：[注15]

L--法律规定

F--确认的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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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裁决、（定性）判处结论

奥地利法哲学教授魏因贝格尔也把这种"作为演绎法律后果的方式，作为可实施的法律中通过演绎产生个别的规范（就象在司法判决中的情况那样）的一种方式"，概括为：[注16]

法律规则

事实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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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后果

而台湾的民法学者王泽鉴对此虽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作出的也是类似上述那样的刻划："若以法律规范（T）为大前提，以待决案件事实（S）为小前提，以特定法律效果之发生为其结论"，他将法律适用的逻辑结构表述为：[注17]

T→R（具备T构成要件者适用R法律效果）

S=T（待决案件事实符合T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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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该待决案件事实适用R法律效果）

显然，上述这样的演绎模式，若严格按照我们有的逻辑学家关于演绎的定义来看，因其不但说不上是形式化的，更难以判定它是否具有有效性，因而对这样的演绎模式恐怕也是难于接受的。

其次，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法律推理难以从形式上将其归入某种具体的演绎推理，而在于构成该推理的大、小前提本身都含有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因而这样的推理不可能是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操作。

作为推理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虽然都表现为命题形式，并有着各自不同的逻辑结构，但它总是以某个法律概念（或称"专门术语"）为中心而展开的。撇开其语词含义的暧昧或多义性等情况不说，就表面看来是非常确定的法律概念而言，其外延界限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清晰，它的边缘情况往往也是不明确和模糊的。因为在人们制定法律概念并对之加以规定的时候，通常考虑的都只是、也只能是能够说明这个特定概念的最为典型的情形。实际上，正如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述，"在法律的各个领域中，我们都发现了棘手的难以确定的两可性情况"，"甚至象'糖果'这类术语，虽说第一眼看上去似乎相当具体、明确，但它在其中心含义和含义模糊不清之处也会产生解释上的困难"。[注18]

既然法律概念的边缘难免模糊不清，以它为中心构成的某项具体法律规范能否适用于某一具体案件，换句话说，某一案件事实能否通过司法归类活动将其纳入该法律概念所指称的范围，就会给人们的认识带来分歧。对该法律概念的解释不同，关于某项法律规定能否适用于某一具体案件的看法，当然也就不同。

至于小前提的建立，情形更为复杂。虽然它是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但这样的认定绝非简单的断定，总得有其认定的理由或根据。而任何一个具体案件，在事实方面总是生动、具体的，"两个案件在各个方面完全相同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注19]不同的法官或律师因个人方面各种因素的不同，或者出自不同考虑，即使对于同一案件也会侧重于"选择"不同方面的事实；更何况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要依赖于证据证明，特别是在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时，还免不了要运用各种推理，而实践表明，这些推理，即使是形同演绎式的推理、其推理形式也不是象逻辑学家们要求的那样严格，更不能简单地用相关的推理规则作为判定它是否有效的标准。尤其是对比较复杂的案件某个方面事实的认定，法学家们通常认为只要它"不存在合理怀疑"，就得承认该认定成立。所以，西方有的法学家甚至认为，"事实认定是概率的而不是确定的。"[注20]

也许有人会说，前述这些关于前提本身问题，根本不属于形式逻辑的问题。不错，宣称"只管形式，不管内容"的形式逻辑确实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它不是逻辑问题，更不能否认其中存在有逻辑问题。按照英国当代著名法哲学家麦考密克的说法，"合乎逻辑这个词至少有两层含义，它们仅部分一致。从演绎逻辑推理这一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命题符合逻辑本身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结论部分是通过前提严格推理得出的，那么该命题就合乎逻辑。""然而，我们平常所运用的'合乎逻辑'一词具有更宽的含义，......某一行为或某一事实陈述，我们可以说它们不合逻辑，这是因为它们有讲不通的地方。""如果一个法律推理的大前提'不合逻辑'，那么对由该大前提得出的推论，也就打上了不合逻辑的烙印。"[注21]可见，前提本身也是逻辑问题。如果法律逻辑也把这些问题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只管形式"的话，问题虽然被"纯化"了，不复杂了，可是这样的"法律逻辑"也就不成其为法官的"智力手段"了；就只不过是如库德里亚夫采夫所说的那样，是对法官"裨益不大"的逻辑。

第三，在由前提而得结论的过程中，更不是单纯的形式逻辑推演活动。

法理学家们比较普遍地认为，在将一般性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得出裁决判处结论的过程中，总是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理活动，即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

按照美国法理学家波斯纳的解释，"形式指法律内部的东西，实质是指法律外部的世界"。[注22]

所谓"法律内部"，就是指法律规范本身相对于某一具体案件事实而言，其含义清晰明确，案件事实又无争辩地为规范中的法律概念所涵摄。而规范通常又表现为"如果p，那么q"这样的假言命题，表明了一旦某种预见的行为发生，则某种法律后果便随之而来；既然案件事实明显地属于法律规范所预见的行为，即确认了"p"，通过逻辑演绎自然就可得出相应的判决结论"q"。故形式法律推理，又叫分析推理，是严格依照某项法律规范而不参照任何其他意见的适用法律的推理。

所谓"法律外部的世界"，即不属法律规范本身的东西，因此，实质法律推理意味着它是在法律规范之外寻找判处理由而进行的推理。这些理由和根据可能出自道德或社会方面的考虑，也可能基于"那些文化价值规范、贯穿于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的情势必要性以及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方针。"[注23]正因这种推理所依据的理由是"法律外部的世界"，是以法官对立法意图和案件事实的评价为基础的，是同法官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所以这种推理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注24]

实质法律推理又叫辩证推理、实践推理。它是在那些无法从某个明确适用的法律前提中推出结论时不能不用的一种推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使结论具有必然性的无可辩驳的'基本原则'，所以通常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通过提出似乎是有道理的、有说眼力的、合理的论据去探索真理"。[注25]借助于这样的推理，才能表明法官究竟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判决，并证明这种判决的正当性、合理性。可见，这种推理是以评价为基础的辩护性推理，其主要功能就在于说服别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辩证推理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毫不相干。"[注26]

特别须得指出的是，在适用法律的推理活动中，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实行成文法的国家，不仅几乎没有单纯运用实质法律推理的情形，而且也极少有单纯运用形式法律推理的场合。就以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理来说，即使是通过审理证明，某项刑法分则条款明显地、毫无争议地可适用于所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表面看来，在这种场合下似乎只需运用形式法律推理，便可自然而然地、逻辑地演绎出某一判处结论--人们通常也容易把这样的判决实例描述为一个简单的三段论推理形式。其实，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法院判决时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套现行的法规的运作中出现的......。在这种运作中，根据实际情况而作的各种考虑，都可以看作是支持判决的理由。这些考虑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改会的和政治的目的，以及道德和正义的标准。"[注27]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即使在上述这种比较明显、简单的场合下，确认了刑法分则条款的前件所预见的案件的事实（或行为）"p"，虽然可逻辑统推出后件"q"，即法律后果，然而后件"q"在刑法分则条文中还常表述为一定的量刑幅度，而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又不言而喻地只能是量刑幅度内的一种"选择"。无论作何种选择，都只能在该项条款之外，甚至在"法律的外部世界"确立或"寻找"得出具体判决结论的理由。换句话说，即使在这种简单的场合下也少不了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至于那些更为复杂的场合，那些需要在量刑幅度之外给以判决的案件，就更不待言。因此，对于适用法律的推理，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当作这样的假定，即人们必须在推理的分析形式与辨证形式之间作出抉择，也就是使用一种形式就排除采用另一种形式。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推论的两种方式在同一审判的各个方面都是以某种混合形式出现的。"[注28]

正因为法律推理有着前述种种方面的复杂情形，不是我们想简单就可以简单、想形式化就可以形式化的问题。由此不难理解，美国学者莫里斯·R·科恩为什么要断言："要使法律......成为一个完全的演绎制度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注29]

三、我们的回应

法律适用（或者说法律推理）的活动不能单纯依靠形式逻辑，绝不意味着形式逻辑在这一活动中根本无用，更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中不存在逻辑。法律适用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而且主要表现在法庭的论辩活动和对判决正当性的论证过程上，其中当然免不了存在思维艺术、论辩技巧的问题，即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问题。我们要着力研究的正是这样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问题。

那么，法律逻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应怎样来研究这样的逻辑？对此，笔者尽管目前也还难以给出一个至少让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但却以为下述两点可供寻求答案时参考。

（一）法律逻辑，有的学者称之为规范逻辑。具体应怎样解释这样的逻辑，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魏因贝格尔对此就作了如下介绍性说明："关于怎样才是解释规范逻辑的适当方法问题，存在远不是细微的意见分歧。有些人试图用纯粹的格言式的方法解释，通常是从程式逻辑体系加以类推；其他的研究者试图把规范逻辑的问题缩小到标准的、正式的叙述性论证；或者试图创立一种适当的规范逻辑，作为一思想过程的合理的重新阐释，这种重新阐释是通过严格审查规范领域中的实际论证来进行的。"[注30]

我国著名法理学家沈宗灵教授在谈及佩雷尔曼的法律逻辑观时指出：在佩雷尔曼看来，"法律逻辑不仅仅指形式逻辑，而主要是价值判断，这就是说法律逻辑不仅仅是思维规律的科学，不仅仅是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而主要是研究其实质内容。"[注31]颇有意味的是，如同培根把他的归纳逻辑称为"新工具"，而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相对一样，佩雷尔曼则把他的法律逻辑方法称为"新修辞学"，而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相对。

尽管佩雷尔曼实际上（而不是象他宣称的那样）是低估甚至否定形式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作用的，但基于前面关于法律推理复杂性的简要分析，笔者仍然认为他的观点基本可取：它不仅表明了法律逻辑的性质，以及它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而且也大致指出了法律逻辑应当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走向。这就是说，法律逻辑研究的依然是概念、判断、推理的问题，只不过这样的研究既有形式方面的，但又不只是形式方面的，还要涉及实质内容--所谓实质内容当然不等同于思维形式的具体内容。

既然如此，我们在进行法律逻辑研究的过程中，就不应囿于形式逻辑固有的原理、原则；对司法实践中逻辑问题的探索，也要敢于超越形式的眼界。哪怕是对有关概念、判断、推理等方面问题的阐释，同形式逻辑的论述相比大异其趣，也大可不必在意。

（二）"法律寻求的是合理性证明的逻辑而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发现的逻辑。"[注32]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就更应注重如何发挥逻辑作为一种论辩工具的作用，就不能不根据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并结合法院的实际判决和法庭论辩实例来研究，从中概括出区别一个论证的好或坏、有理或无理、切题或不切题、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标准，而"任何法律推理的研究都是致力于得出并解释关于法律辩论的好与坏、能否接受的标准。"[注33]

若如此，研究方法显然就不可能是纯形式的。国外有的学者在纯形式研究方面曾作过尝试，后来大概也因这样的方法并不理想而产生了某些观点改变。例如，早在70年代就因主要研究规范逻辑而享有盛誉的魏因贝格尔就说："我认为规范逻辑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一门迄今为止尚不发达的科学，""现代逻辑......只有在它用逻辑研究的方式把规范作为思想客体与规范的社会存在问题分开加以分析时才能获得成功。"[注34]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当谈及法律适用时，规范（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规范）就只能被视为社会存在。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德国法学教师乌尔里克·克卢格（UlrichKlug）和奥地利法哲学教授伊尔玛·塔曼鲁（IlmarTammelo）在60年代就"创造了一种以大量运用数学符号为特点的法律逻辑体系。但这两位作者对于法理学的其他方法的合理性都未曾提出质疑。例如，塔曼鲁就是通过仔细思考法律有序化的实质问题尤其是正义的问题来增补他的逻辑研究的。"[注35]

法律推理是法官行使司法职能的一种工具，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来论证判决的正当性。而基于前述法律推理的种种方面的复杂性，它又不可能象数学家运用的演绎那么严格准确，所以波斯纳的如下论断不无道理："法律总是吸引并奖励那些善于运用非形式逻辑的人们（而不是形式逻辑--引理逻辑和谓词演算之类的；那些吸引另一类人的逻辑）......。"[注36]因此笔者认为，在对法律推理--法律逻辑的研究中，非形式逻辑方法不失为一种值得采用的方法。

最后，有必要顺便一提的是，第一，对法律推理或法律逻辑性质、地位、作用的评价，是同人们对法的本质、法律制度等问题的看法和立场相联系的；西方法理学界也因此而派别林立。本文在引述其说法时，基本上未顾及他们的法学立场，因而对引用的某些语段的理解，出现不完全贴近本意的情况是非常可能的。第二，对法律推理的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运行原则。我国实行的是制定法，强调法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依法治国，并且贯彻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案原则，这些都是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供我国司法人员运用的法律逻辑，研究时当然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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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 倪鼎夫：《努力发展逻辑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载《逻辑学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注2] 吴家麟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注3] 赖尔（G·Ryll）：《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转引自阮松：《西方的非形式逻辑运动与我国逻辑学的走向》，载《南开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

[注4] 吴家国：《提倡和加强逻辑应用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第4期。

[注5] [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著：《定罪通论》，李益前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注6] [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著：《定罪通论》，李益前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注7]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注8] [比]佩雷尔曼：《正义、法律和辩论》作者序。转引自沈宗灵：《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载《法学研究》1983年第5期。

[注9] 法学家们所说的"三段论"，实则指的是演绎推理，而不是我们形式逻辑教材中定义的那种狭义的三段论。

[注10] 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学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291-292页。

[注11]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注12] 季卫东：《"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代译序）》，见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13] 季卫东：《追求效率的法理（代泽序）》，见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14] 季卫东：《"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代译序）》，见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15] 见拙作：《审判逻辑简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注16] [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注17] 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基础理论》。转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注18] [美]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66、467页。

[注19] 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学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351页。

[注20] [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1页。

[注21] See N·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Clarendon press.Oxford.1978.pp.38-39.

[注22] [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注23] [奥]伊尔玛·塔曼鲁：《法律和法律外的正当理由》，转引自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484页。

[注24][美]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83页。

[注25] [美]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80页。

[注26] [美]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注27] H·L·A·哈特：《法律推理问题》，刘星译，载《法学译丛》1991年第5期。

[注28] [美]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84页。

[注29] [美]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78页。

[注30] [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8-59页。

[注31]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0-451页；又见沈宗灵：《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载《法学研究》1983年第5期。

[注32] [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72页。

[注33] See N·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Clarendon press.Oxford.1978.pp.12-13.

[注34] [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注35] [美]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注36] [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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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逻辑的几个问题
王月玲
(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天津市300191)
王月玲
(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天津市300191)
“法律逻辑”这个概念,是我国逻辑学界在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的。当时由四五所大学
的逻辑工作者倡导建立一个学术组织, 研究探
讨法律实践中的逻辑问题。1983 年9 月,中国逻
辑学会在哈尔滨召开了法律逻辑讨论会, 会议
期间成立了“中国法律逻辑研究会”, 后改名为
“中国逻辑学会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二十年
来, 这个专业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学术的讨论会,
对法律逻辑的性质、对象、体系等许多方面的问
题进行了探讨, 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 也
出版了多种法律逻辑教材。但在许多方面的认
识还不一致, 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深入、具体
的研究。本文将就法律逻辑的作用、对象及体系
谈一些看法,愿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商讨。
一、关于法律逻辑的作用
我国正在向着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 法律
体系日渐完善, 法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兴起, 为我
国法制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法律逻辑正是在这
种背景之下不断发展的。
思维自身有其可循的规律。合乎思维规律
的思维应用于实践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不符合
思维规律的思维会产生不良的后果。逻辑学就
是研究思维规律的科学, 是为正确思维提供工
具的科学。法律逻辑就是为法律工作者及其学
法、用法的人提供思维工具的。
长期以来, 人们是以生活中积累思维经验
进行思维活动的, 直至现在, 多数人仍从经验中
获得思维准则进行思维活动。公元前四世纪,古
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就较系统地总结了人类思维
的规律,逻辑学产生了。从此人们才有意识地发
掘思维活动中各种起制约作用的规律。并将这
些规律展示给人们, 以期使人们自觉地运用这
些规律, 使思维活动更加有效地指导实践, 减少
因思维活动的失误给实践造成的损失。经过千百
年的发展完善,逻辑学已成为数学科学之后的一
门重要的科学。在现代科学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作为逻辑科学的一个分支,法律逻辑在法制
建设,学习和应用法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
种作用,只有将自发地运用逻辑规律转变为自觉
地运用逻辑规律时,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法律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相当宽广的领
域。在这个领域里有大量的逻辑问题需要研究
探讨, 逻辑方法、逻辑形式、逻辑规则在这个领
域中的体现与日常思维有诸多不同之处。对这
些差别加以概括、总结,对他们进行深入的理论
分析, 对立法、执法、学法、用法者会有莫大的裨
益。
二、关于法律逻辑的对象
按照国际通常的科学分类,法律逻辑属于非
标准逻辑。在我国,法律逻辑被看作应用逻辑,因
为它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是以普遍
逻辑为蓝本的。也可以说,法律逻辑是普通逻辑
原理在法律领域里的应用。
法律逻辑的对象仍是以研究思维形式、思维
规律及简单的逻辑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当然,法
律逻辑所关注的仅限于法律实践领域内的逻辑
问题。与普通逻辑相比,有些内容被当作已知的
知识, 有些被略掉, 有些普通逻辑不研究的或论
述过于简单的,在法律逻辑中被引进来或较深入
详细地加以论述。以“概念”为例,法律逻辑并不
从要领的哲学定义出发引出概念的两个基本的
逻辑特征———内涵与外延,也不以内涵和外延为
标准对概念进行分类。这里的重点是指出法律概
念的特征,按应用范围对概念进行分类。如法52
定的概念, 非法定的概念(法律有定义的概念为
法定概念) 。
有些普通逻辑中的术语,在法律领域要赋以
新含义。如“真”、“假”。在法律逻辑中,“真”、
“假”已不再使用, 法律逻辑中用“妥当”、“不妥
当”或“不确定”来衡量思维的规定性。
判断是法律逻辑的重要对象。判断即是推
理的前提, 又是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的思维形
式。法律逻辑中判断的素材是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法律、法规条文。二是法律实践中的常用语。
这两部分素材是最常出现的判断,是法律逻辑的
重要研究对象。规范判断、时态判断、命令判断
在法律逻辑得到详细的分析论述。在普通逻辑
中, 只简单论述“必须”、“禁止(不必须) ”和“允
许”几个规范词,而在法律逻辑中, “应当”也被看
作重要的具有独立意义的规范词。时态判断、命
令判断在普通逻辑中是不研究的,而在法律逻辑
中要与规范判断一起,进行研究。
在法律逻辑中对法律中常见的法律特有的
判断表达形式也将给以理论说明。如法律中常
见的“除外型判断”(凡⋯就⋯, 法律有规定的除
外) ,法律中常见列举后的“其他⋯”等。
推理在普通逻辑占有重要地位。普通逻辑
强调正确推理的前提条件是“前提真实, 形式正
确”,而在法律逻辑中,推理是全部研究对象的核
心。法律逻辑不仅强调前提真实,而且强调前提
的对应性。如果前提是“事实”和“法律”,那么这
两者之间必须有内在的联系, 必须“对应”, 否则
就叫“适用法律不当”,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
由于实践环境的特殊性,对推理形式的动用
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如审判三段论中的定罪三
段论, 其大前提是罪名定义, 小前提是行为事
实。当行为存在时,可以定罪。当行为不存在或
者不完全存在(只有部分行为) 时,则不能定罪。
这在执法中被当作常识的东西,都有一个违反三
个三论推理规则的嫌疑。但是,当法律逻辑确认
大前提必须是法定的罪名定义时,这个问题就自
然而然的解决了。
法律逻辑不仅将演绎推理作为研究对象,还
将归纳、类比等或自然性推理作为研究对象。归
纳推理是由个别性知识的前提推出一般性知识
的推理, 是立法过程不可不用的推理。也是调
查、侦查的有力的思维工具。归纳推理的“规则”
(普通逻辑不称其为“规则”而称其为“注意事
项”) 在法律逻辑中将获得确认。
类比推理形式, 在法律逻辑中将有所增加,
其中“反类比”将作为一种重要推理形式。这种
形式是法律实践中常用的思维形式。
普通逻辑的基本规律, 即日常人们所说的
“合乎逻辑”与“不合乎逻辑”的标准,将结合论证
形式加以阐述。论证在普通逻辑中作“证明”和
“反驳”在法律实践中称“论证”与“驳论”。其实质
都是在运用推理形式确认某一判断真或假。逻辑
规律将作为论证的规则加以应用。这里值得特别
说明的是, 充足理由律被一些人认为不够逻辑基
本规律的资格, 而在法律逻辑中将被确认为一条
作用力极强的基本规律。理由很明确,在法律实践
领域,真正的或者说最后的“充足理由”是法律。
简单的逻辑方法依然是法律逻辑的对象。除
明确概念的方法之外, 提供归纳前提的观察实
验、比较、分析、综合与经典方法要加以阐述。此
外,模拟方法,溯推方法也要加以研究。
总之, 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应用逻辑, 其对象
仍然是以普通的内容为基础的,它既不是两方那
种道义逻辑,也不是普通逻辑原理加法律实践的
例子。而是结合法律实践对普通逻辑的对象有
减有增,使之成为法律实践沃土上成长的一门新
的应用科学。
三、关于法律逻辑的体系
此处所说的“体系”,是指法律逻辑在论述其
对象中所表现的架构,而不是新创的系统。
法律逻辑被提出后的二十年来,至少有三种
逻辑体系的出版物。一种是按普通逻辑体系编
写,加上法律知识的例子;第二种是按诉讼程序逐
段展开讲授普通逻辑的基本内容; 第三种则是注
明“法律专业普通逻辑学”。这三种“体系”,唯有第
一种缺少创造性。我所讲的“体系”,未必是一种理
想的架构,但它可以说更切合法律实践的要求。
法律逻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法律逻辑的性质、对象、意义。
2. 法律概念及其明确方法。
3. 法律判断的基本特征。4. 法律实践中常用的推理形式。
5. 法律实践中常用的逻辑方法。
6. 法律证明与反驳。
以上六个方面,都将突出对普通逻辑原理的
应用,而不对原理本身进行过多的论述。为了使
不熟悉普通逻辑知识的学习者知其所以然,仅对
一些诸如“逻辑方阵”之类的知识,作一些简明的
注释。
第一部分法律逻辑与普通逻辑的关系。法
律逻辑是人们学法用法的思维工具。法律逻辑
对象是法律实践领域中常用的思维形式,思维规
律和思维方法。学习法律逻辑的方法。学习法律
逻辑的意义。辅助资料:法律逻辑的形成及道义
逻辑。
第二部分讲法律概念的特征。按照法律实
践或法理对法律概念的分类(以辅助分类方法理
行的分类) 。对法律概念用二分法进行的分类。
明确概念的方法。法律条文中定义的特征,
规定的法律概念定义。说明的法律概念定义。法
律概念定义形成的客观基础分析。划分方法在
法律实践中的表达方式。划分规则的具体表现。
“列举”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形式。划分的在学
法用法过程中的作用。
限制与概括在法律实践中的表述特征。限
制与概括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关于法律判断及其结构分析。从
现行法律中概括出出现频率较高的判断形式。
法律中出现的规范词的种类,以规范词为标准的
显规范判断和隐规范判断的种类、结构。复合规
范判断的分解(分解为简单规范判断) 。各种规
范词不达意的约束力分析,各种规范判断形式之
间的关系———规范判断形式上推演问题———规
范判断形式六角阵解释。双重规范问题。
对法律实践中常用的非规范判断的分析。
时态判断、命令判断介绍。命令判断与规范判断
间的关系。
第四部分法律实践领域中的推理。在日常
语言中“推理”是由一些根据(前提) 推出一个结
论, 偏重于对内容的陈述, 而逻辑学中的“推理”
是研究推理的有效形式。什么样的形式用真实
的前提可推出可靠的结论。推理在法律逻辑中占
有最重要的地位。
演绎推理的特征及种类。直接推理:简单判
断直接推理; 命令判断直接推理; 规范判断直接
推理。间接推理:关系三段论推理;直言判断三段
论推理; 规范三段论; 审判三段论。复合判断推
理:选言推理。选言推理中的相容选言推理在法
律侦查中的作用,相容选言推理的应用规则。假
言推理。回溯推理及其适用条件。两难推理、三难
规则。
归纳推理的特征及其种类。归纳推理结论的
性质。简单列举归纳推理及其实践意义。完全归
纳推理的两种特征———前提的完全性和结论的
必然性。
类比推理特征。类比推理与反类比推理。类
比推理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串并案”。
第五部分介绍如下几种常用的逻辑方法:
观察方法及其应用。
实验方法及其应用。
比较的方法及其应用。
分析与综合方法及其它应用。
摸拟方法及其应用。
溯推方法及其应用。
简单逻辑方法综述。
第六部分证明,反驳与逻辑规律。充足理由
律的要求及其作用。违反充足理由律的表现。
证明过程中要遵守逻辑基本规律的要求。违
反逻辑基本规律的要求所犯的错误。
证明的方法。
反驳过程中要遵守逻辑基本规律的要求。违
反逻辑基本规律的要求导致的错误。
反驳方法。类比反驳的应用。两难推理破坏
式的应用。反驳论证、反驳论据、反驳论证方式的
综合应用。
证明与反驳技巧训练。
以上架构的内容,有些是已经成熟的并为逻
辑界所共认的,有些则需要科学地概括、提炼。未
列入的实践中常用的逻辑内容,可逐渐补充。在
论述过程中出现重复或错漏的,要进行矫正。法
律逻辑终将成为一个日臻完善的科学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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